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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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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虱而谈天下事
药、酒与名士风度
前面我提到魏晋士族的精英分子在当时叫作名士，名士这个词开始是有严格定义的，能够称为名士的人，都是在人品、学问、操守各方面有很高的名望，为大家所公认的杰出人物。东晋时候袁宏写的《名士传》里，把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称为正始名士，把竹林七贤称为竹林名士，把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称为中朝（西晋）名士，从曹魏到西晋百年间，一共只有十八人，可见选取的标准是很高的。这些名士除了有人品和操守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善清言”，就是很会清谈。而要会清谈，除了学问好口才好之外，重要的是对魏晋的新思潮（即玄学）有很深的理解。以上十八人实际上就是魏晋玄学的创建者、鼓动者，都是魏晋清谈和玄学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名士的称号后来越用越滥，好像今天的博士贬值一样，水货很多，以至于有人讲：“名士不需要什么奇才，只要有时间，尽情喝酒，熟读《离骚》，就可以叫名士了。”说这个话的是王濛的孙子王恭（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五十三则），那时已经到了东晋的晚期了。王恭也算当时的一个名士，但是无论学问能力都远不如前辈了，至于玄学和清谈，王恭简直就是个门外汉，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但这话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很多所谓名士多半就是像王恭说的，出身于门阀大族，借着父祖的余荫过着富裕浪荡的生活，成天只会喝酒，以为会喝酒就是名士，本领却是没有的。东晋时号称“八达”之一的毕卓就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一则）为了表示自己的放荡不羁，还借酒装疯，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有人甚至跟猪一起喝酒（见《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二则）。
为什么名士跟喝酒会连到一块呢？这可能跟竹林七贤有关。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大权在握，准备篡夺曹家的政权，用极其虚伪残酷的手段，诛杀异己，尤其是杀害士族精英分子中不愿意倒向司马氏而又有相当号召力的人物。弄得名士们人人自危，于是一些人就靠喝酒来麻痹自己，或借酒装糊涂，尽量离政治旋涡远一点。《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在竹林七贤中，嵇康、向秀、刘伶、阮咸都差不多是这种想法，不过嵇康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去，只有山涛和王戎比较滑头，一面喝酒，好像不关心世事的样子，一面其实是在等待时机，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再来决定自己的去向。但这些人心里都不平静，他们的喜欢喝酒都是麻醉自己、解忧解闷、减轻压力的手段。后来司马氏跟曹氏之间胜负已定，晋朝建立，士族知识分子不倒向司马氏的已经杀光了，剩下的不是司马氏的附庸就是被迫臣服的，再过若干年，士族知识分子中对司马氏的反抗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需要靠喝酒来麻醉自己了，却有些人把竹林七贤喜欢喝酒这种表面做派继承下来，称为“竹林遗风”，而竹林名士反抗丑恶现实的灵魂则完全被忘记被遗弃了。这就有点像西方的嬉皮士，开始何尝没有反抗现实的意味，到后来就纯粹是一种对堕落的掩饰了。这一点当时有眼光的人就已经指出来了，例如东晋的戴逵写了一篇《竹林七贤论》，其中就有这样的话：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见《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三则刘孝标注所引）这是说，竹林七贤的行为虽然也有放荡之处，但并没有真正违背礼教，而到了西晋元康时代那些仿效竹林七贤的人（比如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人，号称“八达”），就已经没有什么寄托（“玄心”），只是拿来做颓废、放纵的理由（“利其纵恣”）罢了。
魏晋名士跟喝酒的关系还与当时名士的服药风气有关。士族兴起之后，个体意识觉醒，又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所以其中的许多人开始讲究养生，希望自己珍贵的生命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中国的养生文化在魏晋之前只局限在极少数的统治阶级范围之内，所以不成气候，到魏晋士族兴起之后，整个士族阶级都有条件讲究养生了，中国的养生文化才真正形成。第一篇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理论文章就是嵇康的《养生论》。嵇康在《养生论》里提出了很多宝贵的论点，如他说养生要同时注意养神和养形，而养神更重于养形，神为形之君，都是至今仍然有重要价值的观点。嵇康在《养生论》里还说到，服药可以延年，这大概也是当时相当流行的观点。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以来，讲究服药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了一时风气。当时流行一种药叫五石散，是用五种矿物炼制而成，五种矿物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黄，另佐以海蛤、防风、栝楼、白术、人参、桔梗、细辛、干姜、桂心、附子等十种中草药，捣筛为散，用酒送服。服用这种药后，要吃冷食，所以五石散又名寒食散。但是喝酒却要喝热酒，喝酒之后还要走路，以发散药力，称为“行散”或“行药”—现在说的“散步”可能就是“行散”演变的。五石散既然要用酒来佐服，那么喝酒的风气自然更盛了。服药与饮酒在当时名士中很流行，据学者李修建的粗略统计，就有二十几位名人的服药饮酒是有记录可查的【1】。
五石散这种药物是用五种矿物炼成的，而服药的禁忌又很多，稍一不慎就可能丧命。从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来看，有服了以后身体变好的，如何晏；但也有触犯禁忌而丧命的，如裴秀。恐怕有更多的人虽未丧命却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我很怀疑，那个时代之所以有那么多性格古怪的人，可能就跟服药有关。比如前面所讲的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有一次朋友来访，因为没有预先通知，居然撞见他老兄在家里一丝不挂，他还自我解嘲说，我是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世说新语·任诞》第六则）从前的人都说这表现了刘伶的旷达，自然不能算全错，但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老兄正好服了五石散，全身发烫，穿衣服不舒服，便干脆脱光了。
人服了五石散会皮肤发热，变得很敏感，如果衣服太粗太硬，穿了便难受，所以当时服药的名士都不喜欢穿新衣服，因为新衣服不够光滑，也不喜欢穿刚洗好的衣服，因为古时洗衣都要用米汤浆，晒干了就很硬。他们宁可穿旧的脏的衣服，而且很少洗澡，结果身上就容易长虱子。长虱子本来不是一件光彩事，但在那个时代却变得光彩了，因为你必须是贵族是名士才有条件有知识服五石散，服了五石散才会常穿脏旧衣服，才容易长虱子，所以长虱子倒变成了有钱有闲有文化有地位的象征。就像今天西方女人以古铜色的皮肤为美一样，因为古铜色是晒出来的，有钱而且又有闲的人才可能常常到海边或度假胜地享受日光浴，一般人是享受不起的，所以古铜色的皮肤就意味着富裕闲适，是上层阶级的象征。
看魏晋时候的记载，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上都长虱子，而且一点都不以为耻。嵇康在写给山涛的绝交信中就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性复多虱，把搔无已”。据《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十二则，东晋初年的名臣顾和坐车上朝的时候，停下车来抓虱子，另一个大臣周 经过他的车子，他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夷然不动”。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北朝的名士王猛的，他后来当了苻坚的宰相。在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碰到桓温北伐，他便去找桓温，想试探一下南朝的情形，看看能不能到南朝去做官。他在桓温的面前一面抓虱子，一面侃侃而谈天下大势，用文言文来说就是“扪虱而谈天下事”。
这“扪虱而谈天下事”后来就成了典故，常常拿来形容名士，但须是真正的名士、有本事的名士才行。至于那些没本事的假冒名士，就只会服药喝酒脱衣服抓虱子，却不会谈天下事。没有真本事的所谓名士，只是一些水货。但是社会上这些水货多了，自然也会有些水货出了名，而且因为他们的家世好，爷爷老子有名，所以他们还很可能碰巧做了大官。当社会平安不出乱子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稳居高位享尽荣华，一旦发生动乱群众闹事，这些水货名士就会出洋相了，有很多最后连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比方说王导的孙子王廞，就是这样一个的“名士”，他碰上权臣王国宝乱政，王恭兴兵讨伐，他以为机会到了，便起兵响应，居然任命他的女儿当将军，还乱杀异己。不久王国宝死了，王恭叫他停兵，他却收不住了，又反过来要讨伐王恭，最后被打得大败，死后连尸首都找不到。
后世一谈到名士风度，差不多就只剩下两个特征，一个是喝酒，一个是不修边幅，其实真正的大名士必须要有经邦济世之才，像诸葛亮、王导、谢安、王猛这样的人才算得上。宋代的王安石有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叫《读孟尝君传》，一共只有八十九个字，全文如下：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这里讲的“士”才是真正的士，也就是我所说的真正名士，有一两个这样的名士，国家就可以治好，而水货的名士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类名士，他们的能力没有表现在治国上，而是表现在学问与人品上，像前面提到的王弼、嵇康、阮籍、戴逵，这也是真正的名士，他们为学术文化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也不是那些水货可比的。
下面我还想谈谈另外一种名士，他们生于乱世或将乱之世，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救世，又不愿意同流合污，便看破名利，远离热闹官场，保持自身的清高与节操。举一个例子，两晋之交有一个风流才子叫张翰，他也是一个喜欢喝酒放荡不羁的人，时人都拿他跟阮籍相比，称为“江东步兵”。“步兵”就是指阮籍，阮籍是河南人，曹魏末做过步兵校尉的官；“江东”就是江南，当时用来指三国时代吴国统治的地区，张翰是吴人。“江东步兵”意思就是“江南的阮籍”。有人问他，你只管喝酒，难道都不要后世之名吗？他回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他在西晋后期离开家乡到洛阳做官，是齐王司马冏的幕僚，后来看到政局一天不如一天，大乱将起，非独木可支，就想及早抽身。那一年秋风起，他想起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突然发感慨说，人生贵在适意，怎么能待在距家乡几千里之外的地方追求名利呢？便立刻把官帽丢下，叫仆人驾了一辆车就回家了。不久果然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之一，就死于此乱。这时大家才知道，张翰想念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只不过是个借口，逃离危险的政治旋涡才是他的真实意图。像张翰这样的人，有才能，有远见，见机而作，全身避祸，是真风流，真潇洒，也不是那些贪恋富贵、不知进退的水货名士可比的。
古人有副对联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副对联内容好，对得也好。这副对联上下联要以互文看，它的意思是互相补充的，真正的名士也就是英雄，风流就是他们的本色。不是能喝几口酒、玩一玩世，做出一副嬉皮士的姿态，就可以自称名士的。
啊，名士，名士，后世对此有多少误解，是该给“名士”正一正名了。
注释
【1】见李修建《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扪虱而谈天下事
药、酒与名士风度
前面我提到魏晋士族的精英分子在当时叫作名士，名士这个词开始是有严格定义的，能够称为名士的人，都是在人品、学问、操守各方面有很高的名望，为大家所公认的杰出人物。东晋时候袁宏写的《名士传》里，把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称为正始名士，把竹林七贤称为竹林名士，把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称为中朝（西晋）名士，从曹魏到西晋百年间，一共只有十八人，可见选取的标准是很高的。这些名士除了有人品和操守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善清言”，就是很会清谈。而要会清谈，除了学问好口才好之外，重要的是对魏晋的新思潮（即玄学）有很深的理解。以上十八人实际上就是魏晋玄学的创建者、鼓动者，都是魏晋清谈和玄学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名士的称号后来越用越滥，好像今天的博士贬值一样，水货很多，以至于有人讲：“名士不需要什么奇才，只要有时间，尽情喝酒，熟读《离骚》，就可以叫名士了。”说这个话的是王濛的孙子王恭（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五十三则），那时已经到了东晋的晚期了。王恭也算当时的一个名士，但是无论学问能力都远不如前辈了，至于玄学和清谈，王恭简直就是个门外汉，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但这话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很多所谓名士多半就是像王恭说的，出身于门阀大族，借着父祖的余荫过着富裕浪荡的生活，成天只会喝酒，以为会喝酒就是名士，本领却是没有的。东晋时号称“八达”之一的毕卓就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一则）为了表示自己的放荡不羁，还借酒装疯，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有人甚至跟猪一起喝酒（见《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二则）。
为什么名士跟喝酒会连到一块呢？这可能跟竹林七贤有关。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大权在握，准备篡夺曹家的政权，用极其虚伪残酷的手段，诛杀异己，尤其是杀害士族精英分子中不愿意倒向司马氏而又有相当号召力的人物。弄得名士们人人自危，于是一些人就靠喝酒来麻痹自己，或借酒装糊涂，尽量离政治旋涡远一点。《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在竹林七贤中，嵇康、向秀、刘伶、阮咸都差不多是这种想法，不过嵇康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去，只有山涛和王戎比较滑头，一面喝酒，好像不关心世事的样子，一面其实是在等待时机，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再来决定自己的去向。但这些人心里都不平静，他们的喜欢喝酒都是麻醉自己、解忧解闷、减轻压力的手段。后来司马氏跟曹氏之间胜负已定，晋朝建立，士族知识分子不倒向司马氏的已经杀光了，剩下的不是司马氏的附庸就是被迫臣服的，再过若干年，士族知识分子中对司马氏的反抗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需要靠喝酒来麻醉自己了，却有些人把竹林七贤喜欢喝酒这种表面做派继承下来，称为“竹林遗风”，而竹林名士反抗丑恶现实的灵魂则完全被忘记被遗弃了。这就有点像西方的嬉皮士，开始何尝没有反抗现实的意味，到后来就纯粹是一种对堕落的掩饰了。这一点当时有眼光的人就已经指出来了，例如东晋的戴逵写了一篇《竹林七贤论》，其中就有这样的话：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见《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三则刘孝标注所引）这是说，竹林七贤的行为虽然也有放荡之处，但并没有真正违背礼教，而到了西晋元康时代那些仿效竹林七贤的人（比如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人，号称“八达”），就已经没有什么寄托（“玄心”），只是拿来做颓废、放纵的理由（“利其纵恣”）罢了。
魏晋名士跟喝酒的关系还与当时名士的服药风气有关。士族兴起之后，个体意识觉醒，又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所以其中的许多人开始讲究养生，希望自己珍贵的生命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中国的养生文化在魏晋之前只局限在极少数的统治阶级范围之内，所以不成气候，到魏晋士族兴起之后，整个士族阶级都有条件讲究养生了，中国的养生文化才真正形成。第一篇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理论文章就是嵇康的《养生论》。嵇康在《养生论》里提出了很多宝贵的论点，如他说养生要同时注意养神和养形，而养神更重于养形，神为形之君，都是至今仍然有重要价值的观点。嵇康在《养生论》里还说到，服药可以延年，这大概也是当时相当流行的观点。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以来，讲究服药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了一时风气。当时流行一种药叫五石散，是用五种矿物炼制而成，五种矿物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黄，另佐以海蛤、防风、栝楼、白术、人参、桔梗、细辛、干姜、桂心、附子等十种中草药，捣筛为散，用酒送服。服用这种药后，要吃冷食，所以五石散又名寒食散。但是喝酒却要喝热酒，喝酒之后还要走路，以发散药力，称为“行散”或“行药”—现在说的“散步”可能就是“行散”演变的。五石散既然要用酒来佐服，那么喝酒的风气自然更盛了。服药与饮酒在当时名士中很流行，据学者李修建的粗略统计，就有二十几位名人的服药饮酒是有记录可查的【1】。
五石散这种药物是用五种矿物炼成的，而服药的禁忌又很多，稍一不慎就可能丧命。从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来看，有服了以后身体变好的，如何晏；但也有触犯禁忌而丧命的，如裴秀。恐怕有更多的人虽未丧命却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我很怀疑，那个时代之所以有那么多性格古怪的人，可能就跟服药有关。比如前面所讲的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有一次朋友来访，因为没有预先通知，居然撞见他老兄在家里一丝不挂，他还自我解嘲说，我是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世说新语·任诞》第六则）从前的人都说这表现了刘伶的旷达，自然不能算全错，但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老兄正好服了五石散，全身发烫，穿衣服不舒服，便干脆脱光了。
人服了五石散会皮肤发热，变得很敏感，如果衣服太粗太硬，穿了便难受，所以当时服药的名士都不喜欢穿新衣服，因为新衣服不够光滑，也不喜欢穿刚洗好的衣服，因为古时洗衣都要用米汤浆，晒干了就很硬。他们宁可穿旧的脏的衣服，而且很少洗澡，结果身上就容易长虱子。长虱子本来不是一件光彩事，但在那个时代却变得光彩了，因为你必须是贵族是名士才有条件有知识服五石散，服了五石散才会常穿脏旧衣服，才容易长虱子，所以长虱子倒变成了有钱有闲有文化有地位的象征。就像今天西方女人以古铜色的皮肤为美一样，因为古铜色是晒出来的，有钱而且又有闲的人才可能常常到海边或度假胜地享受日光浴，一般人是享受不起的，所以古铜色的皮肤就意味着富裕闲适，是上层阶级的象征。
看魏晋时候的记载，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上都长虱子，而且一点都不以为耻。嵇康在写给山涛的绝交信中就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性复多虱，把搔无已”。据《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十二则，东晋初年的名臣顾和坐车上朝的时候，停下车来抓虱子，另一个大臣周 经过他的车子，他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夷然不动”。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北朝的名士王猛的，他后来当了苻坚的宰相。在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碰到桓温北伐，他便去找桓温，想试探一下南朝的情形，看看能不能到南朝去做官。他在桓温的面前一面抓虱子，一面侃侃而谈天下大势，用文言文来说就是“扪虱而谈天下事”。
这“扪虱而谈天下事”后来就成了典故，常常拿来形容名士，但须是真正的名士、有本事的名士才行。至于那些没本事的假冒名士，就只会服药喝酒脱衣服抓虱子，却不会谈天下事。没有真本事的所谓名士，只是一些水货。但是社会上这些水货多了，自然也会有些水货出了名，而且因为他们的家世好，爷爷老子有名，所以他们还很可能碰巧做了大官。当社会平安不出乱子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稳居高位享尽荣华，一旦发生动乱群众闹事，这些水货名士就会出洋相了，有很多最后连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比方说王导的孙子王廞，就是这样一个的“名士”，他碰上权臣王国宝乱政，王恭兴兵讨伐，他以为机会到了，便起兵响应，居然任命他的女儿当将军，还乱杀异己。不久王国宝死了，王恭叫他停兵，他却收不住了，又反过来要讨伐王恭，最后被打得大败，死后连尸首都找不到。
后世一谈到名士风度，差不多就只剩下两个特征，一个是喝酒，一个是不修边幅，其实真正的大名士必须要有经邦济世之才，像诸葛亮、王导、谢安、王猛这样的人才算得上。宋代的王安石有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叫《读孟尝君传》，一共只有八十九个字，全文如下：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这里讲的“士”才是真正的士，也就是我所说的真正名士，有一两个这样的名士，国家就可以治好，而水货的名士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类名士，他们的能力没有表现在治国上，而是表现在学问与人品上，像前面提到的王弼、嵇康、阮籍、戴逵，这也是真正的名士，他们为学术文化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也不是那些水货可比的。
下面我还想谈谈另外一种名士，他们生于乱世或将乱之世，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救世，又不愿意同流合污，便看破名利，远离热闹官场，保持自身的清高与节操。举一个例子，两晋之交有一个风流才子叫张翰，他也是一个喜欢喝酒放荡不羁的人，时人都拿他跟阮籍相比，称为“江东步兵”。“步兵”就是指阮籍，阮籍是河南人，曹魏末做过步兵校尉的官；“江东”就是江南，当时用来指三国时代吴国统治的地区，张翰是吴人。“江东步兵”意思就是“江南的阮籍”。有人问他，你只管喝酒，难道都不要后世之名吗？他回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他在西晋后期离开家乡到洛阳做官，是齐王司马冏的幕僚，后来看到政局一天不如一天，大乱将起，非独木可支，就想及早抽身。那一年秋风起，他想起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突然发感慨说，人生贵在适意，怎么能待在距家乡几千里之外的地方追求名利呢？便立刻把官帽丢下，叫仆人驾了一辆车就回家了。不久果然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齐王司马冏是八王之一，就死于此乱。这时大家才知道，张翰想念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只不过是个借口，逃离危险的政治旋涡才是他的真实意图。像张翰这样的人，有才能，有远见，见机而作，全身避祸，是真风流，真潇洒，也不是那些贪恋富贵、不知进退的水货名士可比的。
古人有副对联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这副对联内容好，对得也好。这副对联上下联要以互文看，它的意思是互相补充的，真正的名士也就是英雄，风流就是他们的本色。不是能喝几口酒、玩一玩世，做出一副嬉皮士的姿态，就可以自称名士的。
啊，名士，名士，后世对此有多少误解，是该给“名士”正一正名了。
注释
【1】见李修建《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