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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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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与魏晋文学
一讲到传统文学，大家就会想到唐诗宋词，想到唐宋八大家，对于魏晋文学则不大熟悉，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文学史上非常辉煌的时期，一点都不亚于唐宋。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学中，魏晋文学占有一个特别的重要位置，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如果用哲学术语来讲，魏晋之前的文学是一种“自在”的文学，而魏晋以后的文学则是一种“自为”的文学。所谓“自在”就是虽然存在而不自觉，所谓“自为”就是有了自觉的意识。魏晋以前的文学没有独立成科，基本上处于一种附庸的状态，是为别的学科（例如政治教化）服务的。“文学”这个词虽然早已出现，《论语》当中就有，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中有一科就是文学，但那个文学指的是文献和学术，和今天讲的文学含义不同。魏晋以后文学一词才逐渐取得今天的文学的含义，用英文讲就是Literature。刘宋时国子学分成四个学院：玄学、儒学、史学、文学。直到这个时候，文学才算真正被人们看成可以同玄学、儒学、史学并列的学科，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魏晋以后文学独立成科，人们对文学的重要性和文学的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也才开始有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了格律和声韵的讲究。唐朝的时候把讲究格律声韵的诗（主要是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而把不讲究格律声韵的诗称为古体诗，这个近体、古体的分水岭也在魏晋。对格律和声韵的讲究不是从唐朝才开始的，而是从魏晋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到唐朝才成熟固定了而已。
讲魏晋文学通常从建安文学谈起。建安其实是汉末的年号，就是曹操当丞相的那个时期。那时国家的实权已经落在曹氏手上，虽然魏国的建立要迟到曹丕当朝的时候，但社会的格局和风气从曹操就开始变了，所以把建安算在魏晋里面也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最著名的文学人物自然是三曹，其次是七子，这当中又以曹植成就最大，“七步成诗”“才高八斗”都是讲的曹植。魏国建立以后，最有名的文学人物要算嵇康和阮籍，并称嵇阮，论文是嵇康最好，论诗则是阮籍最佳。到西晋就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最有名、在文学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陆机，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为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东晋的文学家最有名的是陶渊明，他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流的诗人、一流的文学家。南北朝以后还出过一些不错的文学家、诗人，如谢灵运，谢朓、庾信、鲍照等，但都没法跟陶渊明相提并论。所以讲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四个人：曹植、阮籍、陆机、陶渊明。其中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陶渊明。
下面就来讲讲这四个人，重点是陶渊明。
先说曹植（192—232年）。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文学第一次被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的高度，开始独立成为一个门类，在此以前，文学顶多是政治与经学的附庸。也是在建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文人集团，即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这当中才华最高、著作最多的是曹植，他是这个集团真正的灵魂人物。东晋末年的诗人谢灵运自视甚高，却对曹植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曹子建就是曹植，字子建。我们今天还用“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一个关于曹植的故事：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不一定真实可靠，却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曹氏兄弟的关系和曹植的捷才，“七步成诗”也永远留在了中国人的文学记忆里。
曹植的诗感情充沛，辞藻华美，读起来“流转如弹丸”，开启了魏晋“尚情”“唯美”的诗风，也成为中国抒情诗的典范。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咏怀诗》不像是一时一地之作，很可能是阮籍把平生诗作集结在一起，给它一个“咏怀”的总名。《咏怀诗》八十二首虽不是一气呵成，内涵却是首尾贯穿、通体一致。诗人反反复复表达的无非对混乱时局的感怀和对自我生命的焦虑，所谓“伤时闵乱”“忧生之嗟”，其精神灵魂上接屈原的《离骚》，艺术风格则继承汉末的《古诗十九首》。经过曹植和阮籍，五言诗这种艺术形式就完全成熟了。读《咏怀诗》，你只觉得它痛苦纠结、呼号辗转，却没办法指出它具体讲些什么，或影射些什么。前人说它，“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注《文选》）。这正如阮籍的为人，虽然对司马氏集团满肚子的憎厌，却从不正面违抗，从不臧否人物，连司马昭都称赞他是“天下之至慎”。不妨引两首看看：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第三十三首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多么恐怖。联系阮籍所处的时代，司马氏疯狂地屠杀异己，“名士少有全者”，大概就可以猜想到阮籍的意思。但具体指什么呢？指哪一件事，指什么人呢？作者却没有说，你尽管去猜吧，但把柄是抓不住的。这就是阮籍。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出身将门，是吴国大将陆逊的孙子，父亲陆抗也是吴国的大司马。陆机的文学成就后世评价不太高，赶不上曹植、阮籍，也赶不上后来的陶渊明，但是陆机在他那个时代可是大名鼎鼎，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选了他的作品一百零一首，是所有入选作家中数量最多的，自然也超过上述三人。其实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陆机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他的影响不见得比曹植、阮籍低。
陆机的一大功劳是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为完整的谈创作理论的作品，就是《文赋》。在《文赋》中，陆机总结了文学创作的许多规律性的东西，也提出了自己的许多文学主张，预示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风倾向。就算陆机一辈子只写一篇《文赋》，也足够让他在文学史上名垂不朽了，何况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赋，其中不乏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
陆机的另外一大功劳是他为中国传统的“文”创造了另外一种文体，就是后世所称的骈文，尤其是号称“四六”的正规骈文。骈文在建安时代就有了，但多半是骈散兼行，以散运骈，到陆机手上才固定下来，逐渐演化成“四六”体，这种文体后来有很大的发展，几乎占了“文”的半壁江山。这之前“文”没有骈散之分，陆机以后骈文和散文则分道扬镳，成了两体。中国古文单音词居多，本来就很容易产生骈对现象，“云从龙，风从虎”“谦受益，满招损”，这样的句子在《五经》中就有了，但是有意识的骈对、大量的骈对、格式固定的“四六”骈对，是从陆机开始的。在声律上，后来齐梁时永明体讲究的四声平仄也是发轫于陆机。陆机在《文赋》中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反对“偏弦之独张”“清唱而靡应”，就是主张骈对；提倡“音声之迭代”“五色之相宣”，就是主张调平仄。所以陆机是正规骈文的始创者，后世诗文平仄对仗的发轫者，是促使中国传统诗文从古体转为近体的关键人物，是非常了不起的。
陶渊明本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后人一般都喜欢叫他陶渊明（约365—427年）。他生于东晋末年，死的时候已经到刘宋朝了，大概活了六十来岁。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初年的名将、大臣，曾任荆州刺史，后又都督八州，位极人臣。但陶侃出身寒素，并不属于当时的门阀士族阶层，子孙也不发达，陶侃时富贵了一阵子，到陶渊明这一代又相当清贫了。陶渊明这个人生性耿介，看不惯东晋末年的腐败官场，所以一直不想出去做官。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也曾经勉强自己出去做官，但始终不能适应，每次都是做了几天官就辞职不干了。最长的一次是当江西彭泽县的县令，做了八十一天，最后还是做不下去。传说当时郡里派了个督邮（官名）要来彭泽县巡视，此人不学无术，陶渊明根本瞧不起他，想到自己居然要弯腰鞠躬迎接这样一个小人，就觉得很窝囊，越想越生气，摘下乌纱帽摔在办公桌上，说：“我怎么能够为了一点区区的官俸去向这种小人点头哈腰呢？”于是扬长而去。陶渊明的原话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见萧统《陶渊明传》）今天我们还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陶渊明从此下决心不再做官，宁可在乡下跟农民一样种地为生。下了这个决心以后，陶渊明便觉浑身轻松，写了一首闻名古今的《归去来辞》（或作《归去来兮辞》），很多朋友都读过。“归去来”就是“归去吧”，“来”是一个语末助词。《归去来辞》写的其实是对回到家乡以后的田园生活的展望，表达自己辞官不做、回归真实自我的决心，所以全文都是设想之词，并非实景描写，不过大家向来把这篇文章读错了，以为是陶渊明回到家乡之后写的。这篇文章用的是赋体，句式整齐而押韵，很多漂亮而富含哲理的句子一直传诵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哲理的启迪和美感的愉悦。如：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回到家乡以后，陶渊明还写了许多诗，记录了自己回归田园的快乐心情。如《归园田居五首》就很有名，其第一首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他把官场视为“樊笼”，是一个违背本愿、扭曲意志、使人不能做自己的地方，而把回家务农看作返回自然，这当然有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陶渊明厌恶使人异化的腐败官场的表达。
又比如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的开头写道：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这些诗句是多么美啊！如果你的家是在农村，园子里有几棵大树，当傍晚的鸟儿纷纷归巢的时候，念念“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吧，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如果有朋友自远方来，你到园子里摘菜款待他，那么恐怕没有比“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更合适的句子来描写你的心情吧？又设想在春日和风细雨之中，看着远方一畦畦的稻田，绿油油的禾苗在风中摇摆，你不会想起“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的诗句吗？陶渊明还有两句诗写这样的景象：“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见《时运》）多么简洁又多么丰富，多么朴素又多么美丽啊！
讲到陶渊明的诗，大家最熟悉的大概莫过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十个字简直成了陶渊明的标志，想起陶渊明就想起这十个字。这十个字把陶渊明那种与世无争、悠然自得、远离名利、陶醉自然的生命情调与美感追求，非常形象非常简洁地表达了出来。“悠然见南山”，有的版本作“悠然望南山”。到底是“见”还是“望”？我看当然是“见”，“见”是不经意的，“望”是经意的，“见”是偶然相遇，“望”是主动去看，把“见”改作“望”，那种悠然自得的味道就少多了。其实这两句诗不仅仅是写景，还是很有哲理意味的。传说服用菊花可以延年，南山则象征长寿，所谓“寿比南山”，采菊而见南山，这是道家的境界，是把生命本身看得高于身外一切的观念的体现，用道家的语言来讲叫“贵生”，叫“守真”。没有看穿生命的本质，而热衷功名、汲汲于俗世富贵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的。
不过这只是陶渊明的一面。有人因此断定陶渊明是一个道家，又未免简单化了。陶渊明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受了各种传统思想的熏陶，也吸收了各种思想的精华，不仅仅只是道家，有时我们也明显地看到他有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比如这样的诗句：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之二）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之一）这完全是儒家式的努力进取的态度。他在《读<山海经>诗十三首》中，第十首写得更明白：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大体说来，陶渊明早期是倾向儒家的，也有一番建功立业的志向，只是看到东晋官场的腐败虚伪后，愤而转为隐居田园、不问世事，思想就比较倾向于道家了。尤其是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陶渊明完全接受了道家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他写道：《形影神三首》之《神释》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他又在《归去来辞》的最后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也是同样的态度。
生死问题是人生必须面对的最根本问题之一，陶渊明诗文中有许多地方写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结论。他有三首《拟挽歌辞》也很有意思，一开始就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最后又说：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我最喜欢陶渊明的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因为他看得最透彻，看得最通达。
陶渊明不仅诗赋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很好，他的《桃花源记》就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文。这篇文章描写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但是与外界绝无来往。桃花源里的人是当年为了躲避秦朝的暴政而到这里来的，外面已经经历了两汉魏晋，这里的人却一无所闻，只是过着自己平静满足的生活。“桃花源”不必实有其地，它只是寄托了作者一个美好的理想，希望老百姓能够过一种没有暴政、没有战乱、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争权夺利、只靠自己的勤劳为生的自由生活。《桃花源记》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篇关于乌托邦的寓言。
陶渊明的诗文思想深刻，寄托深远，明白晓畅，不华丽不雕琢，不堆砌辞藻，但是味道醇厚、特别耐读，因为它真实，不说假话，就如陶渊明这个人活得真实、活得自我一样。
在魏晋时代，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文学理论。
前面已经说过，魏晋时代文学的独立与自觉使文学理论有了产生的基础，因为在文学独立成科并成为一种自觉的存在之前，是不会有人去对它进行专门研究的。魏晋文学的蓬勃发展使文学理论的产生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有了必要，而魏晋时代的文论也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高峰，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曹丕有一本书叫《典论》，其中有一章是《论文》，在这篇文章里，曹丕给了文学以崇高的地位，说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这样的高度，曹丕是第一人，因而《典论·论文》可以称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开山篇。
稍后陆机的《文赋》则是第一篇讨论文学创作过程的理论著作，它对诸如形象思维、灵感、构思、立意、遣词、造句、声韵、骈对都有形象而精彩的描述。
南朝则产生了两部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极其重要的作品，一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一是钟嵘的《诗品》。《诗品》主要谈诗，尤其注重诗歌流派的传承，对以后中国诗歌理论的发展影响甚大。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不仅在中国空前绝后，即使在全世界也很少能够找到与它媲美的文学理论作品。全书五十篇，用骈文写成，几乎涉及文学理论的所有重要方面。它对中国文学影响之大，无论怎样形容几乎都不为过，以至今天学者们还在不断地从中挖掘宝藏，形成了一个叫作“龙学”的专门学科，就好像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一样。关于《文心雕龙》已经了有了无数本研究著作，而且还在不断地涌现新的著作。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与魏晋文学
一讲到传统文学，大家就会想到唐诗宋词，想到唐宋八大家，对于魏晋文学则不大熟悉，其实这是很不应该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文学史上非常辉煌的时期，一点都不亚于唐宋。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学中，魏晋文学占有一个特别的重要位置，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如果用哲学术语来讲，魏晋之前的文学是一种“自在”的文学，而魏晋以后的文学则是一种“自为”的文学。所谓“自在”就是虽然存在而不自觉，所谓“自为”就是有了自觉的意识。魏晋以前的文学没有独立成科，基本上处于一种附庸的状态，是为别的学科（例如政治教化）服务的。“文学”这个词虽然早已出现，《论语》当中就有，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中有一科就是文学，但那个文学指的是文献和学术，和今天讲的文学含义不同。魏晋以后文学一词才逐渐取得今天的文学的含义，用英文讲就是Literature。刘宋时国子学分成四个学院：玄学、儒学、史学、文学。直到这个时候，文学才算真正被人们看成可以同玄学、儒学、史学并列的学科，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
魏晋以后文学独立成科，人们对文学的重要性和文学的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也才开始有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有了格律和声韵的讲究。唐朝的时候把讲究格律声韵的诗（主要是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而把不讲究格律声韵的诗称为古体诗，这个近体、古体的分水岭也在魏晋。对格律和声韵的讲究不是从唐朝才开始的，而是从魏晋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到唐朝才成熟固定了而已。
讲魏晋文学通常从建安文学谈起。建安其实是汉末的年号，就是曹操当丞相的那个时期。那时国家的实权已经落在曹氏手上，虽然魏国的建立要迟到曹丕当朝的时候，但社会的格局和风气从曹操就开始变了，所以把建安算在魏晋里面也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最著名的文学人物自然是三曹，其次是七子，这当中又以曹植成就最大，“七步成诗”“才高八斗”都是讲的曹植。魏国建立以后，最有名的文学人物要算嵇康和阮籍，并称嵇阮，论文是嵇康最好，论诗则是阮籍最佳。到西晋就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最有名、在文学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陆机，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为完整的文学理论著作。东晋的文学家最有名的是陶渊明，他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中一流的诗人、一流的文学家。南北朝以后还出过一些不错的文学家、诗人，如谢灵运，谢朓、庾信、鲍照等，但都没法跟陶渊明相提并论。所以讲到魏晋南北朝文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四个人：曹植、阮籍、陆机、陶渊明。其中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陶渊明。
下面就来讲讲这四个人，重点是陶渊明。
先说曹植（192—232年）。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文学第一次被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的高度，开始独立成为一个门类，在此以前，文学顶多是政治与经学的附庸。也是在建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文人集团，即以“三曹七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这当中才华最高、著作最多的是曹植，他是这个集团真正的灵魂人物。东晋末年的诗人谢灵运自视甚高，却对曹植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曹子建就是曹植，字子建。我们今天还用“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一个关于曹植的故事：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这首诗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也许只是一个传说，不一定真实可靠，却极其生动地写出了曹氏兄弟的关系和曹植的捷才，“七步成诗”也永远留在了中国人的文学记忆里。
曹植的诗感情充沛，辞藻华美，读起来“流转如弹丸”，开启了魏晋“尚情”“唯美”的诗风，也成为中国抒情诗的典范。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咏怀诗》不像是一时一地之作，很可能是阮籍把平生诗作集结在一起，给它一个“咏怀”的总名。《咏怀诗》八十二首虽不是一气呵成，内涵却是首尾贯穿、通体一致。诗人反反复复表达的无非对混乱时局的感怀和对自我生命的焦虑，所谓“伤时闵乱”“忧生之嗟”，其精神灵魂上接屈原的《离骚》，艺术风格则继承汉末的《古诗十九首》。经过曹植和阮籍，五言诗这种艺术形式就完全成熟了。读《咏怀诗》，你只觉得它痛苦纠结、呼号辗转，却没办法指出它具体讲些什么，或影射些什么。前人说它，“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李善注《文选》）。这正如阮籍的为人，虽然对司马氏集团满肚子的憎厌，却从不正面违抗，从不臧否人物，连司马昭都称赞他是“天下之至慎”。不妨引两首看看：第三首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第三十三首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多么恐怖。联系阮籍所处的时代，司马氏疯狂地屠杀异己，“名士少有全者”，大概就可以猜想到阮籍的意思。但具体指什么呢？指哪一件事，指什么人呢？作者却没有说，你尽管去猜吧，但把柄是抓不住的。这就是阮籍。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出身将门，是吴国大将陆逊的孙子，父亲陆抗也是吴国的大司马。陆机的文学成就后世评价不太高，赶不上曹植、阮籍，也赶不上后来的陶渊明，但是陆机在他那个时代可是大名鼎鼎，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选了他的作品一百零一首，是所有入选作家中数量最多的，自然也超过上述三人。其实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陆机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他的影响不见得比曹植、阮籍低。
陆机的一大功劳是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较为完整的谈创作理论的作品，就是《文赋》。在《文赋》中，陆机总结了文学创作的许多规律性的东西，也提出了自己的许多文学主张，预示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文风倾向。就算陆机一辈子只写一篇《文赋》，也足够让他在文学史上名垂不朽了，何况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赋，其中不乏可以流传后世的作品。
陆机的另外一大功劳是他为中国传统的“文”创造了另外一种文体，就是后世所称的骈文，尤其是号称“四六”的正规骈文。骈文在建安时代就有了，但多半是骈散兼行，以散运骈，到陆机手上才固定下来，逐渐演化成“四六”体，这种文体后来有很大的发展，几乎占了“文”的半壁江山。这之前“文”没有骈散之分，陆机以后骈文和散文则分道扬镳，成了两体。中国古文单音词居多，本来就很容易产生骈对现象，“云从龙，风从虎”“谦受益，满招损”，这样的句子在《五经》中就有了，但是有意识的骈对、大量的骈对、格式固定的“四六”骈对，是从陆机开始的。在声律上，后来齐梁时永明体讲究的四声平仄也是发轫于陆机。陆机在《文赋》中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弦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其会意也尚巧，其遗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反对“偏弦之独张”“清唱而靡应”，就是主张骈对；提倡“音声之迭代”“五色之相宣”，就是主张调平仄。所以陆机是正规骈文的始创者，后世诗文平仄对仗的发轫者，是促使中国传统诗文从古体转为近体的关键人物，是非常了不起的。
陶渊明本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后人一般都喜欢叫他陶渊明（约365—427年）。他生于东晋末年，死的时候已经到刘宋朝了，大概活了六十来岁。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初年的名将、大臣，曾任荆州刺史，后又都督八州，位极人臣。但陶侃出身寒素，并不属于当时的门阀士族阶层，子孙也不发达，陶侃时富贵了一阵子，到陶渊明这一代又相当清贫了。陶渊明这个人生性耿介，看不惯东晋末年的腐败官场，所以一直不想出去做官。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也曾经勉强自己出去做官，但始终不能适应，每次都是做了几天官就辞职不干了。最长的一次是当江西彭泽县的县令，做了八十一天，最后还是做不下去。传说当时郡里派了个督邮（官名）要来彭泽县巡视，此人不学无术，陶渊明根本瞧不起他，想到自己居然要弯腰鞠躬迎接这样一个小人，就觉得很窝囊，越想越生气，摘下乌纱帽摔在办公桌上，说：“我怎么能够为了一点区区的官俸去向这种小人点头哈腰呢？”于是扬长而去。陶渊明的原话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见萧统《陶渊明传》）今天我们还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陶渊明从此下决心不再做官，宁可在乡下跟农民一样种地为生。下了这个决心以后，陶渊明便觉浑身轻松，写了一首闻名古今的《归去来辞》（或作《归去来兮辞》），很多朋友都读过。“归去来”就是“归去吧”，“来”是一个语末助词。《归去来辞》写的其实是对回到家乡以后的田园生活的展望，表达自己辞官不做、回归真实自我的决心，所以全文都是设想之词，并非实景描写，不过大家向来把这篇文章读错了，以为是陶渊明回到家乡之后写的。这篇文章用的是赋体，句式整齐而押韵，很多漂亮而富含哲理的句子一直传诵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哲理的启迪和美感的愉悦。如：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回到家乡以后，陶渊明还写了许多诗，记录了自己回归田园的快乐心情。如《归园田居五首》就很有名，其第一首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他把官场视为“樊笼”，是一个违背本愿、扭曲意志、使人不能做自己的地方，而把回家务农看作返回自然，这当然有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陶渊明厌恶使人异化的腐败官场的表达。
又比如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的开头写道：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这些诗句是多么美啊！如果你的家是在农村，园子里有几棵大树，当傍晚的鸟儿纷纷归巢的时候，念念“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吧，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如果有朋友自远方来，你到园子里摘菜款待他，那么恐怕没有比“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更合适的句子来描写你的心情吧？又设想在春日和风细雨之中，看着远方一畦畦的稻田，绿油油的禾苗在风中摇摆，你不会想起“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的诗句吗？陶渊明还有两句诗写这样的景象：“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见《时运》）多么简洁又多么丰富，多么朴素又多么美丽啊！
讲到陶渊明的诗，大家最熟悉的大概莫过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十个字简直成了陶渊明的标志，想起陶渊明就想起这十个字。这十个字把陶渊明那种与世无争、悠然自得、远离名利、陶醉自然的生命情调与美感追求，非常形象非常简洁地表达了出来。“悠然见南山”，有的版本作“悠然望南山”。到底是“见”还是“望”？我看当然是“见”，“见”是不经意的，“望”是经意的，“见”是偶然相遇，“望”是主动去看，把“见”改作“望”，那种悠然自得的味道就少多了。其实这两句诗不仅仅是写景，还是很有哲理意味的。传说服用菊花可以延年，南山则象征长寿，所谓“寿比南山”，采菊而见南山，这是道家的境界，是把生命本身看得高于身外一切的观念的体现，用道家的语言来讲叫“贵生”，叫“守真”。没有看穿生命的本质，而热衷功名、汲汲于俗世富贵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的。
不过这只是陶渊明的一面。有人因此断定陶渊明是一个道家，又未免简单化了。陶渊明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受了各种传统思想的熏陶，也吸收了各种思想的精华，不仅仅只是道家，有时我们也明显地看到他有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比如这样的诗句：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五）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之二）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之一）这完全是儒家式的努力进取的态度。他在《读<山海经>诗十三首》中，第十首写得更明白：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大体说来，陶渊明早期是倾向儒家的，也有一番建功立业的志向，只是看到东晋官场的腐败虚伪后，愤而转为隐居田园、不问世事，思想就比较倾向于道家了。尤其是在对待生命的问题上，陶渊明完全接受了道家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他写道：《形影神三首》之《神释》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他又在《归去来辞》的最后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也是同样的态度。
生死问题是人生必须面对的最根本问题之一，陶渊明诗文中有许多地方写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结论。他有三首《拟挽歌辞》也很有意思，一开始就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最后又说：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我最喜欢陶渊明的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因为他看得最透彻，看得最通达。
陶渊明不仅诗赋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很好，他的《桃花源记》就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文。这篇文章描写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但是与外界绝无来往。桃花源里的人是当年为了躲避秦朝的暴政而到这里来的，外面已经经历了两汉魏晋，这里的人却一无所闻，只是过着自己平静满足的生活。“桃花源”不必实有其地，它只是寄托了作者一个美好的理想，希望老百姓能够过一种没有暴政、没有战乱、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争权夺利、只靠自己的勤劳为生的自由生活。《桃花源记》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篇关于乌托邦的寓言。
陶渊明的诗文思想深刻，寄托深远，明白晓畅，不华丽不雕琢，不堆砌辞藻，但是味道醇厚、特别耐读，因为它真实，不说假话，就如陶渊明这个人活得真实、活得自我一样。
在魏晋时代，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文学理论。
前面已经说过，魏晋时代文学的独立与自觉使文学理论有了产生的基础，因为在文学独立成科并成为一种自觉的存在之前，是不会有人去对它进行专门研究的。魏晋文学的蓬勃发展使文学理论的产生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有了必要，而魏晋时代的文论也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高峰，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曹丕有一本书叫《典论》，其中有一章是《论文》，在这篇文章里，曹丕给了文学以崇高的地位，说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这样的高度，曹丕是第一人，因而《典论·论文》可以称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开山篇。
稍后陆机的《文赋》则是第一篇讨论文学创作过程的理论著作，它对诸如形象思维、灵感、构思、立意、遣词、造句、声韵、骈对都有形象而精彩的描述。
南朝则产生了两部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极其重要的作品，一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一是钟嵘的《诗品》。《诗品》主要谈诗，尤其注重诗歌流派的传承，对以后中国诗歌理论的发展影响甚大。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不仅在中国空前绝后，即使在全世界也很少能够找到与它媲美的文学理论作品。全书五十篇，用骈文写成，几乎涉及文学理论的所有重要方面。它对中国文学影响之大，无论怎样形容几乎都不为过，以至今天学者们还在不断地从中挖掘宝藏，形成了一个叫作“龙学”的专门学科，就好像研究《红楼梦》的“红学”一样。关于《文心雕龙》已经了有了无数本研究著作，而且还在不断地涌现新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