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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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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
前面讲到魏晋有一种流行的风气，即对人物进行评鉴，当时多称为“人伦”，或“品藻”“品评”，《世说新语》就有《品藻》篇。“品”就是定一个人的高下等差，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分得细一点，上中下里面可以再分上中下，就变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魏初的大官陈群就提倡用九品来区分人才，并设立一个名为“中正”的官员来主持，这就叫“九品中正制”。把人定为九品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级别不同的官员就用品级不同的人，只有高品才能做大官，所以这种制度又叫“九品官人法”（“官”在这里是动词）。“藻”就是“鉴其文质”，鉴定一个人的才能、性情。“品”比较偏重德，“藻”比较偏重才。
人物品鉴的风气其实从汉末就相当流行了。因为时代混乱，需要真正的英雄人物出来收拾世局，重建太平，那么到底谁才是人才、如何识别人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当时就有一些很擅长识别人才的专家，如太原的郭泰、汝南的许劭以及许劭的堂兄许靖，据说都有这种本事。许劭兄弟甚至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事情来做，每月初一发布一次评鉴结果，如果一个人的表现有变化，对他的评鉴结果也就跟着改变。时人把许氏兄弟的每月评鉴叫“月旦评”（“月旦”就是每月初一），在士族精英分子中很有名气，以至于“月旦评”后来竟成了人物品评的代名词，在后世诗文中甚至简称为“月旦”，如把品评人物称为“月旦人物”之类。
传说曹操年轻时名声还不大，就去找许劭，要许劭给他一个评鉴：“我何如人？”—大概是想替自己做广告吧。许劭不大看得起曹操，本不愿意，奈何他软磨硬泡，结果给了他十个字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故事见于《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刘孝标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后汉书·许劭传》也有这个故事，但评语颇不同，许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的本文又写，说这话的人是乔玄—也就是著名美女大乔、小乔的爸爸，话也不同，说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总之，曹操不是个普通人物，不当英雄就当奸雄，看在什么时候。
人物品鉴的风气后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魏初就有一个叫刘劭（也作刘邵、刘卲）的学者，写了一本《人物志》，就是专门讲品鉴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的。人物品鉴的问题在魏晋玄学也有所反映，成为魏晋玄学中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就是“才性之辩”。“才性之辩”在正始年间（240—249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讨论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当时一流的玄学清谈家，如钟会、嵇康、傅嘏、李丰、王广等人都参加了讨论，而且各有各的看法。这些观点大致有四种，就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1】什么是“才”，什么是“性”呢？先得弄清楚各自的定义，才好谈它们的关系。这里存在两组可能的解释，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才干，“性”是德行、操行；另外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性”是这种才能所依据的天赋本质。根据第一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同还是异的问题，就是说德行和才能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呢？是不是品德好的人才能也高，品德不好才能也就低呢？还是说品德好不一定就才能好，品德低也不一定就才能低呢？根据第二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离还是合的问题，即一个人的才能和他的天赋本质是否一致的问题。天赋好是不是才能就高？天赋差是不是才能就低？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才能到底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学到的，先天占多少后天占多少。【2】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人物品鉴的哲理升华。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玄虚，辩来辩去只是书生逞口舌之快，跟实际无关，其实它跟当时的社会政治是紧密相关的。《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春下了一道“求贤令”，是这样的：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指的是姜太公吕尚。这个后来帮助文王、武王建立周朝八百年天下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一直怀才不遇，到八十岁了还在渭河边钓鱼。“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讲的是陈平，后来做了汉朝的宰相，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嫂子私通，又曾经接受过别人的贿赂。曹操说这样的人都可以用，叫大家“唯才是举”。
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旨趣相同的命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苏秦是战国时代有名的纵横家。纵横家都是些投机分子，以口才取胜，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旨，只要能打动当时的国君获得权位就好。苏秦原来主张“连横”，想说服秦国的国君横向联合齐、鲁等国，逐渐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秦王没有采纳；他又转过头来以“合纵”来说服秦国以外的六强，叫他们纵向联合起来以对抗秦国。纵横家当然不是什么守信之人，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又有一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伊挚、傅说分别是夏商时期的名相，年轻时地位很低，伊挚是个厨师，傅说是个土木工。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宰相，本来是齐桓公小白的政敌公子纠的谋士，是反对小白的，被打败后没有自杀殉主，却投降了小白，终于帮小白建立了霸业。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汉初的大臣。韩信大家都知道，是刘邦的大将。他年轻的时候被几个流氓混混戏侮，叫他从裤裆底下钻过去，他居然不反抗就钻了，行为像个胆小鬼。萧何、曹参年轻的时候不过是沛县的小公务员，后来都做到宰相。吴起是战国时代的名将，娶齐妻，鲁国国君想用他为将，又担心他跟齐国割不断感情，吴起竟把自己的齐国老婆杀了，以表示自己对齐国不留恋，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去。这些人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行节有亏的，甚至是不仁不义的，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曹操这三道命令内容大致相同，目的都是求才，还真有求贤若渴的味道。三国时代魏国人才最多，力量最强，显然跟曹操这种态度有关。但这三道命令反映出，曹操对于德才问题的看法是相当反传统的，特别是反儒家传统的。曹操的观点显然偏向“才性异”“才性离”，这种观点在大动乱的时代大概颇有市场。在大动乱过去、曹丕称帝之后，风气就有了变化。当时魏国掌管干部选拔的吏部尚书卢毓选人才时就主张“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李丰质疑，他回答说：“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意思是，做好事才算有才，有才而不能做好事，那就不能叫有才。这其实就是主张“才性同”“才性合”的意思了，跟曹操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又回到儒家的正统了。
再回来看魏晋的人物品评，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见于《晋书·桓温传》：初，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宣帝、刘琨之俦，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访之，乃琨伎女也，一见温，便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问。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首先是桓温的心态，他显然在心中不断把自己同逝去不久的英雄人物相比，希望自己跟他们一样，最好比他们更行。桓温长得大概有点特别，据说他出生的时候碰巧温峤经过他家，听到他的哭声很洪亮，就说：“真英物也。”他父亲很高兴，就给他起名叫“温”，温峤的温。长大后，“姿貌甚伟，面有七星”（《晋书》本传），他的朋友刘惔很欣赏他，说他是孙权、司马懿一类人物（“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见《晋书》本传）。他有北伐之志，所以又常把自己和东晋初年有志北伐的刘琨相比。无论是温峤或是刘惔的评论，或是桓温自己的自许，其实都是一种人物品鉴。而上述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品评者是一个老婢。这个老婢服侍过刘琨，她初见桓温时的惊讶让桓温心中窃喜，而她后来的评论又让桓温爽然若失。这老婢不可能有多少文化，大概也不懂得什么人物品鉴之理，居然说得头头是道，说明魏晋人物品鉴之风有多么流行。
《世说新语》这本书，尤其是其中《识鉴》《赏誉》《品藻》三篇中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再来看看其中几个。《识鉴》第五则：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王夷甫就是王衍，后来做到司空，是西晋末年的大官，也是对西晋的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王衍生于256年，羊祜死于278年，羊祜死时王衍才二十二岁，可见上面这个故事发生在王衍年轻的时候。山涛是以看人有眼光著名的，他长期担任西晋的尚书吏部郎和吏部尚书，也就是今天的组织部长，前后为司马氏选拔了很多干部，很少有失误的。《晋书》本传说他“前后选举，周遍内外，而并得其才”。他在王衍年轻的时候就一眼看出了王衍的才能，可见深得人物评鉴之理，后来果然应验了。但羊祜更厉害，居然看得比山涛更深一层，认为将来乱天下的就是这个王衍，这也应验了。但是他俩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这个故事里没有说。
再看一个故事，是《识鉴》篇第六则：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跟前面的故事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个故事不仅讲了潘阳仲（即潘滔）对王敦的预言“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还讲了他做出这种预测的根据—“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后来王敦因造反而死，果然应验了潘滔的预测。到底什么是“蜂目”“豺声”，向来没人能说清楚，我想大概是指眼睛圆而突出，瞳仁四周露白，说话声音高而尖，听起来有点破裂，跟我们现在说的“磁性”嗓音刚好相反。这个评语偏重外貌，有点像后世所谓的“看相”。其实魏晋时人物品评跟看相并不是一码事，大多的评语并不偏重外貌，例如《赏誉》篇以下各则：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第四则）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第十则）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第十五则）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第三十七则）这些评语其实更多偏重于对一个人精神气质的描述。第一条公孙度评价邴原的话，是说他胸怀大志，不是普通的金钱地位可以笼络的；第二条王戎评价山涛的话，是说他胸罗万象，满腹经纶，大家都知道他了不起，却说不出所以然；第三条庾敳评价和峤的话，是说他是个大才，虽然有些小缺点，却可以办大事；第四条王导评价王衍的话，是说他正直威严，高不可攀。这种描述通常采用简洁、形象而又有文采的语言，在当时叫“目”或“题目”，“目”和“题目”在这里都是动词，不是名词。
魏晋的人物品评还喜欢在人和人之间做比较，如《品藻》篇以下各则：顾劭尝与庞士元（庞统）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第三则）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第四则）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第十七则）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第三十则）以上例子说明，人物品评的确是汉末魏晋之间在贵族知识分子中非常盛行的一种风气，名士们不仅乐此不疲，还把它上升为理论。此后对人物的鉴识、品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现象，一直流行不辍。但后世常流为看相算命，魏晋时代那种偏重精神、带有审美意味的人物评论则不多见了。
注释
【1】《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刘注：“《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2】冯友兰说：“从一些现存的残缺材料看起来，所谓才、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所谓性，是指人的道德品质；所谓才，是指人的才能。在这一方面说，所谓才、性问题，就是“德”和“才”的关系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所谓才，是指人的才能；所谓性，是指人的才能所根据的天赋的本质。在这个方面，所谓才、性问题就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的才能主要是由一种天赋本质所决定的，还是主要从学习得来；是先天所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见《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
前面讲到魏晋有一种流行的风气，即对人物进行评鉴，当时多称为“人伦”，或“品藻”“品评”，《世说新语》就有《品藻》篇。“品”就是定一个人的高下等差，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分得细一点，上中下里面可以再分上中下，就变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魏初的大官陈群就提倡用九品来区分人才，并设立一个名为“中正”的官员来主持，这就叫“九品中正制”。把人定为九品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级别不同的官员就用品级不同的人，只有高品才能做大官，所以这种制度又叫“九品官人法”（“官”在这里是动词）。“藻”就是“鉴其文质”，鉴定一个人的才能、性情。“品”比较偏重德，“藻”比较偏重才。
人物品鉴的风气其实从汉末就相当流行了。因为时代混乱，需要真正的英雄人物出来收拾世局，重建太平，那么到底谁才是人才、如何识别人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当时就有一些很擅长识别人才的专家，如太原的郭泰、汝南的许劭以及许劭的堂兄许靖，据说都有这种本事。许劭兄弟甚至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事情来做，每月初一发布一次评鉴结果，如果一个人的表现有变化，对他的评鉴结果也就跟着改变。时人把许氏兄弟的每月评鉴叫“月旦评”（“月旦”就是每月初一），在士族精英分子中很有名气，以至于“月旦评”后来竟成了人物品评的代名词，在后世诗文中甚至简称为“月旦”，如把品评人物称为“月旦人物”之类。
传说曹操年轻时名声还不大，就去找许劭，要许劭给他一个评鉴：“我何如人？”—大概是想替自己做广告吧。许劭不大看得起曹操，本不愿意，奈何他软磨硬泡，结果给了他十个字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故事见于《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刘孝标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后汉书·许劭传》也有这个故事，但评语颇不同，许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的本文又写，说这话的人是乔玄—也就是著名美女大乔、小乔的爸爸，话也不同，说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总之，曹操不是个普通人物，不当英雄就当奸雄，看在什么时候。
人物品鉴的风气后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魏初就有一个叫刘劭（也作刘邵、刘卲）的学者，写了一本《人物志》，就是专门讲品鉴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的。人物品鉴的问题在魏晋玄学也有所反映，成为魏晋玄学中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就是“才性之辩”。“才性之辩”在正始年间（240—249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讨论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当时一流的玄学清谈家，如钟会、嵇康、傅嘏、李丰、王广等人都参加了讨论，而且各有各的看法。这些观点大致有四种，就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1】什么是“才”，什么是“性”呢？先得弄清楚各自的定义，才好谈它们的关系。这里存在两组可能的解释，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才干，“性”是德行、操行；另外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性”是这种才能所依据的天赋本质。根据第一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同还是异的问题，就是说德行和才能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呢？是不是品德好的人才能也高，品德不好才能也就低呢？还是说品德好不一定就才能好，品德低也不一定就才能低呢？根据第二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离还是合的问题，即一个人的才能和他的天赋本质是否一致的问题。天赋好是不是才能就高？天赋差是不是才能就低？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才能到底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学到的，先天占多少后天占多少。【2】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人物品鉴的哲理升华。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玄虚，辩来辩去只是书生逞口舌之快，跟实际无关，其实它跟当时的社会政治是紧密相关的。《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春下了一道“求贤令”，是这样的：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指的是姜太公吕尚。这个后来帮助文王、武王建立周朝八百年天下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一直怀才不遇，到八十岁了还在渭河边钓鱼。“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讲的是陈平，后来做了汉朝的宰相，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嫂子私通，又曾经接受过别人的贿赂。曹操说这样的人都可以用，叫大家“唯才是举”。
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旨趣相同的命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苏秦是战国时代有名的纵横家。纵横家都是些投机分子，以口才取胜，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旨，只要能打动当时的国君获得权位就好。苏秦原来主张“连横”，想说服秦国的国君横向联合齐、鲁等国，逐渐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秦王没有采纳；他又转过头来以“合纵”来说服秦国以外的六强，叫他们纵向联合起来以对抗秦国。纵横家当然不是什么守信之人，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又有一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伊挚、傅说分别是夏商时期的名相，年轻时地位很低，伊挚是个厨师，傅说是个土木工。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宰相，本来是齐桓公小白的政敌公子纠的谋士，是反对小白的，被打败后没有自杀殉主，却投降了小白，终于帮小白建立了霸业。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汉初的大臣。韩信大家都知道，是刘邦的大将。他年轻的时候被几个流氓混混戏侮，叫他从裤裆底下钻过去，他居然不反抗就钻了，行为像个胆小鬼。萧何、曹参年轻的时候不过是沛县的小公务员，后来都做到宰相。吴起是战国时代的名将，娶齐妻，鲁国国君想用他为将，又担心他跟齐国割不断感情，吴起竟把自己的齐国老婆杀了，以表示自己对齐国不留恋，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去。这些人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行节有亏的，甚至是不仁不义的，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曹操这三道命令内容大致相同，目的都是求才，还真有求贤若渴的味道。三国时代魏国人才最多，力量最强，显然跟曹操这种态度有关。但这三道命令反映出，曹操对于德才问题的看法是相当反传统的，特别是反儒家传统的。曹操的观点显然偏向“才性异”“才性离”，这种观点在大动乱的时代大概颇有市场。在大动乱过去、曹丕称帝之后，风气就有了变化。当时魏国掌管干部选拔的吏部尚书卢毓选人才时就主张“先举性行，而后言才”，李丰质疑，他回答说：“才所以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称之有才而不能为善，是才不中器也。”意思是，做好事才算有才，有才而不能做好事，那就不能叫有才。这其实就是主张“才性同”“才性合”的意思了，跟曹操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又回到儒家的正统了。
再回来看魏晋的人物品评，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见于《晋书·桓温传》：初，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宣帝、刘琨之俦，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访之，乃琨伎女也，一见温，便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问。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首先是桓温的心态，他显然在心中不断把自己同逝去不久的英雄人物相比，希望自己跟他们一样，最好比他们更行。桓温长得大概有点特别，据说他出生的时候碰巧温峤经过他家，听到他的哭声很洪亮，就说：“真英物也。”他父亲很高兴，就给他起名叫“温”，温峤的温。长大后，“姿貌甚伟，面有七星”（《晋书》本传），他的朋友刘惔很欣赏他，说他是孙权、司马懿一类人物（“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见《晋书》本传）。他有北伐之志，所以又常把自己和东晋初年有志北伐的刘琨相比。无论是温峤或是刘惔的评论，或是桓温自己的自许，其实都是一种人物品鉴。而上述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品评者是一个老婢。这个老婢服侍过刘琨，她初见桓温时的惊讶让桓温心中窃喜，而她后来的评论又让桓温爽然若失。这老婢不可能有多少文化，大概也不懂得什么人物品鉴之理，居然说得头头是道，说明魏晋人物品鉴之风有多么流行。
《世说新语》这本书，尤其是其中《识鉴》《赏誉》《品藻》三篇中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再来看看其中几个。《识鉴》第五则：王夷甫父乂，为平北将军，有公事，使行人论，不得。时夷甫在京师，命驾见仆射羊祜、尚书山涛。夷甫时总角，姿才秀异，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涛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辍，乃叹曰：“生儿不当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乱天下者，必此子也！”
王夷甫就是王衍，后来做到司空，是西晋末年的大官，也是对西晋的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王衍生于256年，羊祜死于278年，羊祜死时王衍才二十二岁，可见上面这个故事发生在王衍年轻的时候。山涛是以看人有眼光著名的，他长期担任西晋的尚书吏部郎和吏部尚书，也就是今天的组织部长，前后为司马氏选拔了很多干部，很少有失误的。《晋书》本传说他“前后选举，周遍内外，而并得其才”。他在王衍年轻的时候就一眼看出了王衍的才能，可见深得人物评鉴之理，后来果然应验了。但羊祜更厉害，居然看得比山涛更深一层，认为将来乱天下的就是这个王衍，这也应验了。但是他俩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这个故事里没有说。
再看一个故事，是《识鉴》篇第六则：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跟前面的故事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个故事不仅讲了潘阳仲（即潘滔）对王敦的预言“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还讲了他做出这种预测的根据—“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后来王敦因造反而死，果然应验了潘滔的预测。到底什么是“蜂目”“豺声”，向来没人能说清楚，我想大概是指眼睛圆而突出，瞳仁四周露白，说话声音高而尖，听起来有点破裂，跟我们现在说的“磁性”嗓音刚好相反。这个评语偏重外貌，有点像后世所谓的“看相”。其实魏晋时人物品评跟看相并不是一码事，大多的评语并不偏重外貌，例如《赏誉》篇以下各则：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第四则）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第十则）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第十五则）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第三十七则）这些评语其实更多偏重于对一个人精神气质的描述。第一条公孙度评价邴原的话，是说他胸怀大志，不是普通的金钱地位可以笼络的；第二条王戎评价山涛的话，是说他胸罗万象，满腹经纶，大家都知道他了不起，却说不出所以然；第三条庾敳评价和峤的话，是说他是个大才，虽然有些小缺点，却可以办大事；第四条王导评价王衍的话，是说他正直威严，高不可攀。这种描述通常采用简洁、形象而又有文采的语言，在当时叫“目”或“题目”，“目”和“题目”在这里都是动词，不是名词。
魏晋的人物品评还喜欢在人和人之间做比较，如《品藻》篇以下各则：顾劭尝与庞士元（庞统）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劭亦安其言。（第三则）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第四则）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第十七则）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第三十则）以上例子说明，人物品评的确是汉末魏晋之间在贵族知识分子中非常盛行的一种风气，名士们不仅乐此不疲，还把它上升为理论。此后对人物的鉴识、品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现象，一直流行不辍。但后世常流为看相算命，魏晋时代那种偏重精神、带有审美意味的人物评论则不多见了。
注释
【1】《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刘注：“《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2】冯友兰说：“从一些现存的残缺材料看起来，所谓才、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所谓性，是指人的道德品质；所谓才，是指人的才能。在这一方面说，所谓才、性问题，就是“德”和“才”的关系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所谓才，是指人的才能；所谓性，是指人的才能所根据的天赋的本质。在这个方面，所谓才、性问题就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人的才能主要是由一种天赋本质所决定的，还是主要从学习得来；是先天所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见《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