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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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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作我
魏晋士人对自我与个性的坚持
《世说新语·品藻》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 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桓公”是桓温（312—373年），“殷侯”是殷浩（？—356年）。殷浩与桓温是东晋中期的两大名臣，一文一武，被时人视为朝廷的两大支柱。两个人都出身名门，年龄也差不多，少时还是朋友，但老是暗中较劲。长大后两人的地位名望差不多，都一度大权在握，桓温当了荆州刺史，殷浩则做了扬州刺史，荆扬两州在东晋算是最重要的两个州了。更巧的是，两人都曾率军北伐，也都没有成功，只是殷浩败得更惨一些，且是在桓温之前，桓温便乘机把他奏免为庶人，使殷浩郁郁而终。上面的对话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难以考证，比较可能是两人都已冒头，但还没到位高权重的时候。桓温的话明显带有一些挑衅性质，殷浩的话则软中带硬，他不卑不亢地回敬了桓温，话也说得极漂亮，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外交辞令。
关于殷浩与桓温各有一大堆故事可说，二人之间也可以做一大堆比较。但这些不是这里要谈的，要谈的是这则故事中殷浩的答语：“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其实这话是不是殷浩说的也不重要，我们只是关注这句话里所反映的内容及其所标榜、所张扬的精神。
这话反映了第二章所讲的，在魏晋时代，在士族阶级当中，普遍觉醒了一种个体意识。随着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一个人开始认识自己的个性，即在精神上不同于别人的那点特别的东西。人们在珍视个体生命的同时，也开始珍视自己不同于别人的个性，于是开始萌发一种新的精神，就是欣赏自我、看重个性，并且坚持自我、坚持个性。
今天读《世说新语》，不难发现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拿竹林七贤来讲，他们虽然是七个好朋友，却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人生道路。难得的是，他们不仅各自坚持自己的个性，而且能尊重别人的个性；各自选择政治态度与人生道路，也能尊重别人的选择。比如前面讲过，嵇康和山涛是好朋友，嵇康在政治上忠于曹氏，山涛却选择了司马氏。他们选择不同，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个性不同。嵇康是一个“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人，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尘，而山涛却是一个气度宽宏、能够和光同尘的人。《世说新语·贤媛》有一个故事。一次嵇康和阮籍来看山涛，山涛的老婆想要观察一下嵇阮二人，便劝山涛留二人在家里过夜，她就躲在隔壁，从墙洞里偷看他们三个聊天相处。后来山涛进去问老婆，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他老婆说，你的才情比不上他们两个，只能以见识和度量与他们交朋友。山涛说，他们两个也常常说我的度量比他们大。《世说新语》里讲山涛跟嵇康、阮籍刚认识便成了好朋友，他们的情谊像兄弟一样“契若金兰”。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能够“契若金兰”呢？因为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高尚、品格正直的人，有了这个基本点，他们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互相欣赏，而并不需要去改变对方。山涛欣赏嵇、阮的才情，嵇、阮欣赏山涛的度量，后来各人有各自的选择，连政治道路都相差很远，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我们读了嵇康给山涛的绝交信，以为他们真的绝交了，变成敌人了，其实不然。嵇康临死之时，担心自己的儿子嵇绍年幼无人照顾，竟然把儿子托付给山涛，可见他虽然写了绝交信，心里还是把山涛看作最可靠的朋友。他的绝交信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的，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氏看的。山涛后来果然不负重托，不仅把嵇绍培养成人，而且把他推荐出来做官，后来做到侍中，在八王之乱中为保卫当时的皇帝晋惠帝（司马昭的孙子、司马炎的儿子）而被杀。文天祥被囚狱中时所写的《正气歌》中有“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的句子，“嵇侍中”就是指嵇绍。至于嵇绍值不值得为那个白痴皇帝送命，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是可以再讨论的。
说到嵇康，钟会去拜访他，他理都不理；说到阮籍，如果钟会去看他，他大概会虚与委蛇一番；现在假定钟会去看山涛，我想山涛会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但无论嵇康或阮籍或山涛，都不会跟钟会交朋友，更不会“契若金兰”，主要不是因为政治主张不同，根本原因是个性不同，气味不投。嵇、阮、山都是君子，而不必管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钟会却是个小人，也不必管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哪怕钟会像嵇康一样选择了曹氏，他们还是成不了朋友，因为一个终归是君子，一个终归是小人。君子和君子可以交朋友，哪怕在敌对的政治阵营中，也不妨碍他们互相欣赏和尊重；而君子和小人则无法交朋友，哪怕他们在相同的政治阵营中，仍然免不了内心深处的隔阂与排斥。
还有两对兄弟的故事。一对是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嵇康和嵇喜兄弟两个感情很好，在政治上却各走各的路。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嵇喜却是个热衷世事、不甘心被埋没的人，哪怕是司马氏当政，他还是要做官，于是选择向司马氏妥协。大概因为这一点，阮籍不喜欢他，对他翻白眼。吕安也不喜欢他，称他为“凡鸟”。这个故事载于《世说新语·简傲》第四则：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许慎《说文》曰：“鳳，神鸟也，从鸟凡声。”）该则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
不过嵇喜人品并不坏，还是好人，后来官做得不小，也还算个好官。如果他是一个像钟会那样的小人，又是司马氏的爪牙，恐怕阮籍和吕安反而不敢跟他开那种玩笑了。
另外一对是戴逵和他的哥哥戴逯。戴逵是东晋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文章也写得很好，总之是个才子。他安于清贫，不愿做官，朝廷征他当国子博士（太学教授），他也坚辞不就。戴逵的哥哥戴逯却热衷世事，要建功立业，后来终于做到大司农（九卿之一），而且被封为广陵侯。有一次谢安对戴逯说，你们两兄弟的志向和事业怎么相差这么远？戴逯回答说：“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就是说，我是个俗人，怕穷，我弟弟则像颜回一样，虽然穷，却在学问中找到了乐趣。
这两对兄弟各人坚持各人的个性，各人走各人的路，却仍然能保持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不同的人生道路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兄弟情谊。这样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还可以举出很多。
再看竹林七贤。除了嵇康、阮籍和山涛，还有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他们也都各有各的性格，人生道路和政治归属也各有不同。如果仔细分析，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七种类型。我们姑且简略地分个类：一型，嵇康：刚肠疾恶，宁折不弯，坚决不与自己讨厌的当局者合作。
二型，阮籍：爱憎分明，内心痛苦，但不想得罪当局，只好与他们假意周旋。
三型，向秀：起初也拒绝与当局合作，但最终敌不过大势，只好放弃反对立场。
四型，刘伶：因为讨厌当局，又不想或不敢公开反抗，于是饮酒装疯，佯狂避世。
五型，阮咸：对现实不满，于是寄情于艺术，想逃避政治，但最后还是出来做了官。
六型，山涛：在新旧统治者对决未分胜负之时，暂不表态；新的统治者胜利之后，则出而应世，以便施展自己的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七型，王戎：对当局好坏不在意，只要自己做一个好官就好。
王戎（234－305年）和山涛差不多，他是七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跟这几个人交往的时候尚未成年，只是因为聪明为大家所赏识，嵇康死的时候（262年）他才二十八岁。那时候司马氏的政权大局已定，他也就顺势做了司马氏的官，基本上没有参与司马氏和曹氏的争权。
向秀是嵇康的好朋友，还常常跟嵇康商讨哲理，嵇康写《养生论》，他就写《难养生论》，以便引出嵇康更多的议论。钟会来看嵇康的时候，嵇康正在跟一个朋友打铁，不理睬钟会，这个打铁的朋友就是向秀。所以向秀的政治态度跟嵇康是一样的。待到司马氏接连屠杀政敌，向秀的好友嵇康也被杀了以后，他感到胆寒了，知道如果不屈服于司马氏，自己也会落得嵇康那样的下场，只好勉强当了一个小官。司马昭还调侃他说：不是听说你要隐居吗，怎么到洛阳来了呢？他只好忽悠说：隐士们都是些狷介之士，不值得多加羡慕。向秀虽然做了小官，其实只是敷衍避祸而已，所以《晋书》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容迹”其实跟隐居没有多大区别，就是前人讲的“大隐隐于朝”。
刘伶跟向秀差不多，也当个小官，整天喝酒，混得更厉害。每次他出去玩就带个小兵，叫小兵扛把锄头、挑个酒葫芦，跟小兵说：我如果在路上醉死了，你就挖个坑把我埋了就好了。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他，他正在家里一丝不挂，估计是喝了酒，又服了五石散，身上发烧，穿衣服不舒服，所以脱得光光的。朋友笑他，他说：我这个人是把天地当屋宇，把房子当衣裤，你干吗不打招呼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刘伶没留下什么作品，只有一首诗，还是跟酒有关的。有一次他老婆看他喝酒喝得太凶，怕伤了身体，劝他把酒戒了，他说：这么重要的事，你得先摆一桌酒席，让我先向上天祈祷，祈祷之后再戒酒。老婆照办了，他的祈祷诗是这样的：“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这首祈祷诗就是刘伶留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作品。但是如果我们把刘伶仅仅看成一个酒鬼，显然是不对的，他喝酒跟阮籍有相同之处，也是借酒浇愁，以醉酒来避世；也跟向秀类似，喝酒就是“容迹”的手段，他是“隐于酒”，以忘掉那个污浊的现实。
阮咸是阮籍的侄儿，因阮籍的介绍而加入竹林七贤的圈子。他有另外一套逃避现实的方法，那就是醉心于音乐，也可以说是“隐于音乐”。他也做官，也“容迹”于朝，但真正喜欢的却是音乐。他对音乐有天生的敏感，琵琶弹得非常好。有一种琵琶后世称为“阮咸”，据说这种琵琶他弹得非常好，后人就为之取名“阮咸”来纪念他。也有人说，是他对琵琶做了一点改造，成了一种新乐器，后人名之曰“阮咸”。总之，阮咸也是不满当时现实的人，他逃避现实的方法是逃进艺术，在音乐中忘掉现实。
这七类人都不失为君子，可以看作正派的知识分子在政权更替之际可能做出的各种选择：反潮流呢，还是随大溜呢？体制外呢，还是体制内呢？搞政治呢，还是搞学术或文学艺术呢？大概不外乎以上几种吧。中国文人喜欢讲七贤的故事，可能正是因为七贤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几种基本范式。
总之，人生在世，都应该认清自我，坚持自我，根据自己的个性来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需要受别人的影响，摆来摆去，这就是“宁作我”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自己”。“宁作我”，或说“做自己”，就是不甘心做你，当然也不甘心做他，而要做我自己。在人群中坚守自我，不羡慕别人，不苟同别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作我”。其中大多数是没头没脑地随大溜，简直不知道“自我”是什么。还有一些人则是满腹醋意地羡慕社会上所谓的“成功者”，随时随地准备改变自己，向“成功者”靠拢。这种人内心缺乏自信，也没有做人的原则，他向“成功者”靠拢并非见贤思齐，而是见钱思齐、见权思齐、见名思齐。这种人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坚持的“自我”，要的不是“作我”，而是“做别人”。
总之，“作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淡泊之心、有做人的原则、有超然的气概，才安于“作我”；有主见、有勇气、有自信，才敢于“作我”。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是安于“作我”。他何以这样淡定呢？他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这就是自信，这就是超然。正因如此，在刘备三顾之后，他才敢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只有安于“作我”的人才敢于“作我”，心中有主心骨，才不会东倒西歪，也无须左顾右盼。
陶渊明以五柳先生自况，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穷到这样，居然“晏如”。给他一个县长（彭泽令）做，他做了八十一天就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个不学无术的督邮—陶渊明的上级，要来彭泽县巡视，陶渊明想，这家伙要人品没人品，要学问没学问，我凭什么向他作揖打躬？用他的原话讲，就是“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挨饿受冻固然难受，如果委屈了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天性，那就更糟糕，恐怕要百病丛生了。他又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辞》序）出去做官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只是为了赚钱糊口，想起来对不起自己的志向抱负。做人的原则不能改变，“平生之志”不能屈从“口腹”，做一个县长，权、钱、名都有了，却没了自我，所以不干。这才是勇于“作我”、安于“作我”的极致。
宁作我
魏晋士人对自我与个性的坚持
《世说新语·品藻》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 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桓公”是桓温（312—373年），“殷侯”是殷浩（？—356年）。殷浩与桓温是东晋中期的两大名臣，一文一武，被时人视为朝廷的两大支柱。两个人都出身名门，年龄也差不多，少时还是朋友，但老是暗中较劲。长大后两人的地位名望差不多，都一度大权在握，桓温当了荆州刺史，殷浩则做了扬州刺史，荆扬两州在东晋算是最重要的两个州了。更巧的是，两人都曾率军北伐，也都没有成功，只是殷浩败得更惨一些，且是在桓温之前，桓温便乘机把他奏免为庶人，使殷浩郁郁而终。上面的对话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难以考证，比较可能是两人都已冒头，但还没到位高权重的时候。桓温的话明显带有一些挑衅性质，殷浩的话则软中带硬，他不卑不亢地回敬了桓温，话也说得极漂亮，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外交辞令。
关于殷浩与桓温各有一大堆故事可说，二人之间也可以做一大堆比较。但这些不是这里要谈的，要谈的是这则故事中殷浩的答语：“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其实这话是不是殷浩说的也不重要，我们只是关注这句话里所反映的内容及其所标榜、所张扬的精神。
这话反映了第二章所讲的，在魏晋时代，在士族阶级当中，普遍觉醒了一种个体意识。随着这种个体意识的觉醒，一个人开始认识自己的个性，即在精神上不同于别人的那点特别的东西。人们在珍视个体生命的同时，也开始珍视自己不同于别人的个性，于是开始萌发一种新的精神，就是欣赏自我、看重个性，并且坚持自我、坚持个性。
今天读《世说新语》，不难发现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拿竹林七贤来讲，他们虽然是七个好朋友，却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人生道路。难得的是，他们不仅各自坚持自己的个性，而且能尊重别人的个性；各自选择政治态度与人生道路，也能尊重别人的选择。比如前面讲过，嵇康和山涛是好朋友，嵇康在政治上忠于曹氏，山涛却选择了司马氏。他们选择不同，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个性不同。嵇康是一个“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人，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灰尘，而山涛却是一个气度宽宏、能够和光同尘的人。《世说新语·贤媛》有一个故事。一次嵇康和阮籍来看山涛，山涛的老婆想要观察一下嵇阮二人，便劝山涛留二人在家里过夜，她就躲在隔壁，从墙洞里偷看他们三个聊天相处。后来山涛进去问老婆，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他老婆说，你的才情比不上他们两个，只能以见识和度量与他们交朋友。山涛说，他们两个也常常说我的度量比他们大。《世说新语》里讲山涛跟嵇康、阮籍刚认识便成了好朋友，他们的情谊像兄弟一样“契若金兰”。三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能够“契若金兰”呢？因为他们都是君子，都是道德高尚、品格正直的人，有了这个基本点，他们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可以互相欣赏，而并不需要去改变对方。山涛欣赏嵇、阮的才情，嵇、阮欣赏山涛的度量，后来各人有各自的选择，连政治道路都相差很远，也不妨碍他们成为好朋友。我们读了嵇康给山涛的绝交信，以为他们真的绝交了，变成敌人了，其实不然。嵇康临死之时，担心自己的儿子嵇绍年幼无人照顾，竟然把儿子托付给山涛，可见他虽然写了绝交信，心里还是把山涛看作最可靠的朋友。他的绝交信与其说是写给山涛的，不如说是写给司马氏看的。山涛后来果然不负重托，不仅把嵇绍培养成人，而且把他推荐出来做官，后来做到侍中，在八王之乱中为保卫当时的皇帝晋惠帝（司马昭的孙子、司马炎的儿子）而被杀。文天祥被囚狱中时所写的《正气歌》中有“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的句子，“嵇侍中”就是指嵇绍。至于嵇绍值不值得为那个白痴皇帝送命，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这个问题是可以再讨论的。
说到嵇康，钟会去拜访他，他理都不理；说到阮籍，如果钟会去看他，他大概会虚与委蛇一番；现在假定钟会去看山涛，我想山涛会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但无论嵇康或阮籍或山涛，都不会跟钟会交朋友，更不会“契若金兰”，主要不是因为政治主张不同，根本原因是个性不同，气味不投。嵇、阮、山都是君子，而不必管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钟会却是个小人，也不必管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和政治道路。哪怕钟会像嵇康一样选择了曹氏，他们还是成不了朋友，因为一个终归是君子，一个终归是小人。君子和君子可以交朋友，哪怕在敌对的政治阵营中，也不妨碍他们互相欣赏和尊重；而君子和小人则无法交朋友，哪怕他们在相同的政治阵营中，仍然免不了内心深处的隔阂与排斥。
还有两对兄弟的故事。一对是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嵇康和嵇喜兄弟两个感情很好，在政治上却各走各的路。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嵇喜却是个热衷世事、不甘心被埋没的人，哪怕是司马氏当政，他还是要做官，于是选择向司马氏妥协。大概因为这一点，阮籍不喜欢他，对他翻白眼。吕安也不喜欢他，称他为“凡鸟”。这个故事载于《世说新语·简傲》第四则：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鳳”字，凡鸟也。（许慎《说文》曰：“鳳，神鸟也，从鸟凡声。”）该则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历扬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丧，往吊之。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喜往，籍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康闻之，乃赍酒挟琴而造之，遂相与善。
不过嵇喜人品并不坏，还是好人，后来官做得不小，也还算个好官。如果他是一个像钟会那样的小人，又是司马氏的爪牙，恐怕阮籍和吕安反而不敢跟他开那种玩笑了。
另外一对是戴逵和他的哥哥戴逯。戴逵是东晋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文章也写得很好，总之是个才子。他安于清贫，不愿做官，朝廷征他当国子博士（太学教授），他也坚辞不就。戴逵的哥哥戴逯却热衷世事，要建功立业，后来终于做到大司农（九卿之一），而且被封为广陵侯。有一次谢安对戴逯说，你们两兄弟的志向和事业怎么相差这么远？戴逯回答说：“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就是说，我是个俗人，怕穷，我弟弟则像颜回一样，虽然穷，却在学问中找到了乐趣。
这两对兄弟各人坚持各人的个性，各人走各人的路，却仍然能保持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不同的人生道路并没有破坏他们的兄弟情谊。这样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还可以举出很多。
再看竹林七贤。除了嵇康、阮籍和山涛，还有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他们也都各有各的性格，人生道路和政治归属也各有不同。如果仔细分析，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七种类型。我们姑且简略地分个类：一型，嵇康：刚肠疾恶，宁折不弯，坚决不与自己讨厌的当局者合作。
二型，阮籍：爱憎分明，内心痛苦，但不想得罪当局，只好与他们假意周旋。
三型，向秀：起初也拒绝与当局合作，但最终敌不过大势，只好放弃反对立场。
四型，刘伶：因为讨厌当局，又不想或不敢公开反抗，于是饮酒装疯，佯狂避世。
五型，阮咸：对现实不满，于是寄情于艺术，想逃避政治，但最后还是出来做了官。
六型，山涛：在新旧统治者对决未分胜负之时，暂不表态；新的统治者胜利之后，则出而应世，以便施展自己的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七型，王戎：对当局好坏不在意，只要自己做一个好官就好。
王戎（234－305年）和山涛差不多，他是七个人当中年纪最轻的，跟这几个人交往的时候尚未成年，只是因为聪明为大家所赏识，嵇康死的时候（262年）他才二十八岁。那时候司马氏的政权大局已定，他也就顺势做了司马氏的官，基本上没有参与司马氏和曹氏的争权。
向秀是嵇康的好朋友，还常常跟嵇康商讨哲理，嵇康写《养生论》，他就写《难养生论》，以便引出嵇康更多的议论。钟会来看嵇康的时候，嵇康正在跟一个朋友打铁，不理睬钟会，这个打铁的朋友就是向秀。所以向秀的政治态度跟嵇康是一样的。待到司马氏接连屠杀政敌，向秀的好友嵇康也被杀了以后，他感到胆寒了，知道如果不屈服于司马氏，自己也会落得嵇康那样的下场，只好勉强当了一个小官。司马昭还调侃他说：不是听说你要隐居吗，怎么到洛阳来了呢？他只好忽悠说：隐士们都是些狷介之士，不值得多加羡慕。向秀虽然做了小官，其实只是敷衍避祸而已，所以《晋书》说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容迹”其实跟隐居没有多大区别，就是前人讲的“大隐隐于朝”。
刘伶跟向秀差不多，也当个小官，整天喝酒，混得更厉害。每次他出去玩就带个小兵，叫小兵扛把锄头、挑个酒葫芦，跟小兵说：我如果在路上醉死了，你就挖个坑把我埋了就好了。有一次一个朋友来看他，他正在家里一丝不挂，估计是喝了酒，又服了五石散，身上发烧，穿衣服不舒服，所以脱得光光的。朋友笑他，他说：我这个人是把天地当屋宇，把房子当衣裤，你干吗不打招呼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刘伶没留下什么作品，只有一首诗，还是跟酒有关的。有一次他老婆看他喝酒喝得太凶，怕伤了身体，劝他把酒戒了，他说：这么重要的事，你得先摆一桌酒席，让我先向上天祈祷，祈祷之后再戒酒。老婆照办了，他的祈祷诗是这样的：“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这首祈祷诗就是刘伶留在这个世上的唯一作品。但是如果我们把刘伶仅仅看成一个酒鬼，显然是不对的，他喝酒跟阮籍有相同之处，也是借酒浇愁，以醉酒来避世；也跟向秀类似，喝酒就是“容迹”的手段，他是“隐于酒”，以忘掉那个污浊的现实。
阮咸是阮籍的侄儿，因阮籍的介绍而加入竹林七贤的圈子。他有另外一套逃避现实的方法，那就是醉心于音乐，也可以说是“隐于音乐”。他也做官，也“容迹”于朝，但真正喜欢的却是音乐。他对音乐有天生的敏感，琵琶弹得非常好。有一种琵琶后世称为“阮咸”，据说这种琵琶他弹得非常好，后人就为之取名“阮咸”来纪念他。也有人说，是他对琵琶做了一点改造，成了一种新乐器，后人名之曰“阮咸”。总之，阮咸也是不满当时现实的人，他逃避现实的方法是逃进艺术，在音乐中忘掉现实。
这七类人都不失为君子，可以看作正派的知识分子在政权更替之际可能做出的各种选择：反潮流呢，还是随大溜呢？体制外呢，还是体制内呢？搞政治呢，还是搞学术或文学艺术呢？大概不外乎以上几种吧。中国文人喜欢讲七贤的故事，可能正是因为七贤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人生道路的几种基本范式。
总之，人生在世，都应该认清自我，坚持自我，根据自己的个性来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需要受别人的影响，摆来摆去，这就是“宁作我”的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自己”。“宁作我”，或说“做自己”，就是不甘心做你，当然也不甘心做他，而要做我自己。在人群中坚守自我，不羡慕别人，不苟同别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作我”。其中大多数是没头没脑地随大溜，简直不知道“自我”是什么。还有一些人则是满腹醋意地羡慕社会上所谓的“成功者”，随时随地准备改变自己，向“成功者”靠拢。这种人内心缺乏自信，也没有做人的原则，他向“成功者”靠拢并非见贤思齐，而是见钱思齐、见权思齐、见名思齐。这种人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坚持的“自我”，要的不是“作我”，而是“做别人”。
总之，“作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淡泊之心、有做人的原则、有超然的气概，才安于“作我”；有主见、有勇气、有自信，才敢于“作我”。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是安于“作我”。他何以这样淡定呢？他说：“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这就是自信，这就是超然。正因如此，在刘备三顾之后，他才敢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只有安于“作我”的人才敢于“作我”，心中有主心骨，才不会东倒西歪，也无须左顾右盼。
陶渊明以五柳先生自况，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穷到这样，居然“晏如”。给他一个县长（彭泽令）做，他做了八十一天就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个不学无术的督邮—陶渊明的上级，要来彭泽县巡视，陶渊明想，这家伙要人品没人品，要学问没学问，我凭什么向他作揖打躬？用他的原话讲，就是“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挨饿受冻固然难受，如果委屈了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天性，那就更糟糕，恐怕要百病丛生了。他又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辞》序）出去做官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只是为了赚钱糊口，想起来对不起自己的志向抱负。做人的原则不能改变，“平生之志”不能屈从“口腹”，做一个县长，权、钱、名都有了，却没了自我，所以不干。这才是勇于“作我”、安于“作我”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