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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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对人坦然说了一句我是好人，在认识过后，才发现我虚伪了，根本就觉得自己说了这句话是最无耻的事情。
那时候正是非典最凶的时候，我没有回家去，继续在学校里，不过那时候学校里的人走了大半，很空旷，还是在东方大学城，更是对非典也就没那么的恐惧，还是挺自由，即使离北京也就是三、四十公里，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与这沾上光的。
不知道该这么来描述那段时间的生活，如今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2004刚开始没有多久，甚至也还会以为继续是在2003悠着呢。
这件事情牵扯到的人不是很多，影响我态度的人也就两个，我的老师与受伤的她。
很久没有联系她了，因为这个学期一开学我就不在大学城的分院了，回到了北京，似乎自己也还真的就象这个城市一样了，对什么也都不会觉得奇怪，然而也难得有激动的时候。可是每当我想起她，总觉得这是我这么大做得最不好的一件事，那不再让我对什么都觉得问心无愧，我不再那么坦然的对一切东西都可以承受，从此，心里似乎总是多了一个结。
国庆节的时候我去了大学城，没有找到她，应该说我是没有努力去找，因为缺少勇气去面对。
其实我可以写信，因为她暑假之前把脚治好就回到了内蒙的家，我几次都打了电话给她，在电话里面我们说话挺好，她没有埋怨我，可即使是这样，我却觉得现在我对她不是一个男人的样，我没有承担自己给她带来的创伤。
非典的时候她的脚因为我而造成粉碎性骨折的，那时候在大学城的义务室，说她的脚可能会落残，我心里很急，难道一个人的一辈子的伤会是就被我这样造成的了吗，我该怎么来弥补？
后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医院，刚开始我听说是积水潭医院，在老师那得到消息说脚不会有后遗症的，我似乎舒了一口气。
我是打算与家里面说这件事的，我以为父母会说我在外面不好好学习，惹了是非，我是这样理解着他们，后来听说又没有了太大的问题，我也没有对父母说了。我这样做很自私罢，为了自己，还是让她一人在承担着。
非典的时候进京把关很严，她是在学校的班车上送到医院去的，后来她的父母没有来北京，在医院的日子里就她一个人，她的脚可是骨折的了！后来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我问她在医院是怎么样？我说听说你是一个人在医院“真的很难为你了”——其实最后这一句即使在那样的时候我也是含糊说出来的，的确我是想表达那个意思，但是居然我就是没有很明朗的说出这句表示我愧疚，我关心着，记挂着的话来！——我是怎么了？那时也会感到无助，我想如果我有钱，可以完全去把医药费交上，可以去医院看望下她。居然我就是在钱的结眼上，难道是因为觉得我所造成的除了钱就没有更好的方式或仅仅我自己去面对了承担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到。我只是打了电话，而且还是在另一个老师的提醒下。
其实之前我一直想联系上，问了几次，他说那没有病房的电话，在医生那她也不好去接，我几次后也作罢了。后来那位老师，也就是她们班的临时班主任——中年，跟我的母亲一般大。在教学楼看到我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
她说蒋国清呀现在我不也是说作为老师就这样一来说你啊，我只是就觉得作为你的长辈，都说现在的人很绝情，你看人家都因为你一个人住院了，你不知她脚动手术的时候多痛呀，可你居然电话都没有去一个，你说这！——你怎么呢这样呢？
我听了后还觉得有些委屈，我觉得自己还不至于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不是的，可我也是害怕人家以为我就是的呵，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在心里还记挂着，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究竟这是在逃避还是在对自己觉得彻底的失望，自卑了，懦弱了，还是我的哪里出了毛病让我所想所说却没有到实际中来呢？
非典的时候我们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班上也只有一半的人还没有回去，每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学校里的机房写东西，上网。晚上学校的机房不开，有时候大家会在宿舍楼下坐坐，有时候会去大学城的广场瞎逛，或在路上兜风，或到超市门口去唱唱歌，老板很有雅兴的摆了台。
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有十多天。
学校十一点就熄灯，那时也没有睡意，有时就自己点着蜡烛或打开充电器看书，写东西，那段时间就是特别能写，也看书觉得很有味道。在看书之前很多时候也到班上的其他宿舍同学那去，大家在一起都很有气氛，关系也都很好，聊起天来也没边。
还是那样的一天，说话说完了，我没有回去，就趴在楼到的窗口上轻唱起了歌，另一哥们也出来了，他吹着口琴。一会儿我进去了一趟。
楼道也对着女生的楼道，如果他们不关窗都可以看到两边的走动。
出来的时候，又继续唱了起来，很意外居然有一女孩也走到了窗前，似乎还在与我说话，开始我还不相信她是在与我说着话。当确定她是在与我说话的时候，都觉得这事情发生得太神了，——是够浪漫的了。那时候已经是凌晨12点了，我本来就也是看看月亮，看看这夜色里的大学城风光，却也还有人有这兴致与我来说话。其实现在想来那也是很烂漫的。
我们聊了很久，聊了3个多钟头，说话也挺投缘。
她问我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说我是个好人吧比较率真；我问她她说不知道。说过去的好玩的事，说自己的家乡，说现在的学校，说高中时候，说大学的体会——即使我不能确切的记得说过的每一句话了，可也还是能够时常在脑中浮现出那时候的情境。她有时候居然还坐在窗台靠在墙上，叫她小心，问冷不冷，时而她也回宿舍或拿个小电筒或拿根小蜡烛。也都还唱了歌，她说喜欢“我是一只鱼，水里面没空气，快要活不下去”后来她的笔记本留在了窗台上，老师告诉我那本子里抄了这首歌。
那天的月亮也很好，可以把墙照得很白，在不远处有一个村子，可以看到村口还因为‘非典’在警戒着，白炽灯挂在那儿很煞黑，她好像说了那里的光可以隐隐约约照着我的脸。我也可以看到在月光的清冷下有一些桔黄的的光在浮动窗前。
也许朦胧也能撩动情怀或好奇，我想看清这个与我说了这么多的女孩究竟是怎样的。我问她认不认识我，她说不；我说我看到过她没，她说应该没有吧！我叫她形容下自己，她说她不怎么去外面，一般都是在宿舍看书，说想去院里组织的晚会上报个英语节目。
楼道里面的灯光也不是足以看清一个人，我始终还是没有看得很清楚，其实没有看清楚她，我就会有种这些话说得很虚的感觉——也许明天谁都不认识谁了，只是还记得有天晚上都曾与一个人说过话，就趴在窗台上，有月亮的晚上，偶尔来的风还有些过一点点凉意，也有一点点困。
到了4点的时候，就有些困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到要是现在可以下去就好了，那样也可以看清楚她了。我想着，就说了“不知道能不能下去？”她俯身也往下看了看，那时我们都是在4楼。我说了没一会就到了二楼去，开始我还想着从窗台能不能下去，看来不太可能，我就又到了宿舍楼的前门去，那块升出来的遮雨的平台，从水房的窗户就可以跳到上面去，那也离地近了许多。恰好有下水管道是依附着墙角，我脱了鞋很快就扶在水管下去了。
到了楼下她在四楼看到我有些惊讶，而我生平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而爬楼也显得很紧张，牙齿都在打颤。
她说老大你还真的下去了呀，后来她就到了二楼，从窗台出来也有一块平台，却比我下来的那高了许多。她站在那儿，可以清楚些地听到了说话。我说你们楼可以下来吗，她说就从这可以吗？我没叫她在那跳，可她还是试了试，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我叫她到前门那去，我以为我能顺利从那下来她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她没有脱鞋，没有扣住水管，就那样几乎是垂直地掉了下来，恰好又是在一块水泥地上。我想去接应下她，她避开。
他说脚疼，站不起来了。我扶着她到了草地上去，把鞋脱了下来，脚已经肿了起来，开始是以为脱臼，可我也不会处理，把他的脚拉伸了一下也没有好转。我也曾经把脚弄骨折过，以为这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先歇会儿吧，天亮的时候就去医院。她苦笑一下也只能这样了，都不想被老师知道。在前面坐了一会儿，我们到了宿舍旁边去，也就是男女生楼中间的那片空地。
我们一直坐到了六点，也睡不着了，她说脚很痛，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帮她揉着。她说要是脚没扭了就好了，现在可以到墙脚看那些小虫小花儿们现在怎么样了。她说这些的时候笑着，而且也很认真，我听了觉得她很有意思，在脚痛的时候会想到这些，可一想到现在她这样又觉得很对不起。我们又间间段段地说了些话。
这时候我看清了她，应该说来不是很与在楼梯上的感觉吻合，可是可爱中又透着很多坚强与倔强，是说话比较自主的女孩。不但没有怪我，也还在不时说些让我觉得特别的话来。
她讨厌哪些该死的蚊子不时的去骚扰她，那时天也慢慢的发白，她靠在台阶上，我傻坐着。她指着那村口的一排大树说，你看，现在天快要亮的时候，哪些树在那要是把它们画下来该多好；又问我会经常看到象这样的东西就会想着画下来吗？——“也许这就是画画的快乐啦”最后一句不确切的记得她是否说过，只是记得那时我很认同她说的那些，特别又是在那样的境况下。
在那段时间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在天亮的时候陪她一起去医院，说同学可能带不了她的。这本来就是我理应做的了。
天亮了，我们被老师透过窗户看到了，她问我怎么回事，我没有说什么。
之前她就一直对我说“老师问到我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是一起下来，就对老师说你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朝外面看的时候看到我的，然后是我叫了你，你看我的脚扭了就下来看了。如果老师问我怎么把脚扭了，我就说我心理不健康，就是晚上闷得慌想下来，可宿舍锁住了门，我就往下跳了。”
老师开了宿舍门，我上去换了鞋。她叫我上去给她还在宿舍睡觉的同学打电话，叫她那些东西，一起去医院。我回到宿舍，打了电话，就到另外几个同学的宿舍，他们都还在睡觉，我叫醒了他们，问他们借了些钱，我还以为她的脚只是小伤的。他们见我一大早就问他们借钱也纳闷，可拿了钱给我后他们就又睡了。
我下楼后宿管老师也没有说什么了，叫我先到外面去叫出租车，他看我用自行车是不能将她带着走的了。出了宿舍区，停在大学城的南门那些出租汽车司机都不自在车里，只好在路上等，一会儿是有车了，我和她还有她的同学一起去了大学城的医院。
到了那与医生说了大致脚伤，她要我们去做x透视才能确认。背着她到了房间，等了老半天机器才能用，照了后将近半小时开始看到一些片子，医生说还不够全面看不了情况于是又照。
他坐在那照片的床上等着，总还是觉得脚痛，我叫她躺下她总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坐着。痛的时候还笑着对她同学说，指着我说有认识个新朋友也挺好。我也有些困，等在那里总还是有些心急，时不时也去医生那看他们的片子结果是怎样。开始不怎么搭理我说还没有出来，后来说可能是骨折了。听了后觉得不是滋味，至少又是一个月的修养了，害了人家。
之后又去了医院的门诊部，医生也开始上班了，几个医生陆续都过来看了，他躺在那张可怜的病人打石膏躺的地方，很吃力，越来越痛。医生叫了我去，与我说了她的情况，说是粉碎性骨折，可能会落残，当时我点发懵。
大夫叫我去叫老师过来，要会诊。打电话到学校的老师那都没有人接，有些老师的电话我不知道，就给同学打电话叫他们通过宿管老师去打。哥们问我怎么回事，说了会也没说清。走在大学城二期的那些路，有许多陌生，太阳刚开始发热了，靠在电话亭上有些疲惫，疲惫中似乎对一些事情的发生感到承受的来不及，不可预料。
一直平平淡淡的日子也是一直单调着，总还会觉得少了些故事，可突然的事情发生，心中却不知道在什么位置。
在路上搭上一个送货的人的车，在到学校教学楼时准备去叫老师，恰看到班主任上学校的车，我叫住了他，正欲对他说找他一些事情，他就叫我上车了。他比我也就大几岁，刚工作，平时还是与我们挺好的在一起。老师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按照她告诉我的意思说了，老师看着我，我也还故作镇静；转而她就说“国清如果你不对我说明事实我就没法去帮你，你可要想清楚了，不要自作主张的将事情想着那么回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犹豫一瞬间又也就改过了口，的确学校那里也只有他比我更了解的了。
他听了我说完了后，说一个人啦，难免就会发生那么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不要太担心，之后还四问了些我话，说了什么我具体也记不起来了。
到了医院，她哭着，说脚太痛了，后来要求打了止痛针，看眼睛里有多了几许叹息。
最后决定是先回到宿舍，下午马上去北京，只有那样才尽量的保住脚。我们是一起回来的，之前我的几个朋友也都过去了，他们也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做在门诊门口的阶梯那，那时候他们在我身边总还是让我觉得安慰的。
已经是中午了，没吃什么东西，睡了一觉中午。
接着学校的调查开始了，我被找去说话，那宿舍老师似乎还满是热情的像是要诱供我一样。我被他问得前言不搭后语，他说那天晚上村子里的人是听到了有人在宿舍这边喊话，说宿舍有同学在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有听到在窗台说话声的，说发现了在窗台上她留下来的笔记本里面有我们的对话记录，好象他就是已经掌握了我所有的罪证了一样在审讯着一个不老实的犯人！他以为那段“我是一支鱼”的歌词就是我们之间的对话什么的，说他那里还记录这与一个画画的学生的记录，他说我给她们班代过课，她以前认识我——而我是说我们从来都没认识过的，也是今天才认识的。
班主任为我把事情降到了很低调，叫了我去谈话，说了利害关系，说了人情世故，说了关于经历事情长大成熟——我写了份检讨，就在他的办公室写好的。其间两个同学来了，在一起说了这件事情，我可能是有处分的，我说我不在乎这处分什么的，只要她的脚能没事情是最好的。老师说这象男孩说的话。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什么；可现在想起来，我就是懦弱的伪君子了。
我打了三次电话给她，一次是在大学城，一次在我暑假里奔波的时候，一次在北京浪荡完后买了火车票准备回家在北京西站候车的电话亭那里。第一次我问他在医院的日子，说暑假可能我不回去了，想在北京待着；第二次我说在北京的日子，问她在家里面怎么样，我告诉她每天在坐着公交满北京的跑，就当是在旅游，她说挺好的，可以到处走走就是好玩，说在家里看电视，也没什么好做的，说没有收到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有些担心；第三次我问她脚能走了没，说可以带着柺走了，开学应该没多大妨碍的了，我说我要回家了，在外面久了，回去看下，虽然也只有十多天就开学了。她又问我在北京站有没有直接到廊坊的火车，我说有，第一来北京去那的时候就坐过，说那时候我还在北京站一个人过了一晚上，刚来北京的时候。
回到家了，我没有与家里说这件事情，记得在放暑假的时候，那时候非典也平息了下来，我们的处分通知贴了出来，两栋教学楼还有男女生宿舍各一张。之前北京的同学有一次返校，教学楼因为贴别的通知而撤了下来，我就把男生宿舍的也撤了下来与老师说了一声这处分通知我留着了。
在家的时候听说内蒙发生了一次地震，我一下忘记了她是不是那地方的，本来想打一电话过去的，可后来也没打了。
回到学校，在大学城我也只停留了一天，打电话到她宿舍，说她还没有来；是想着打电话到她家去问一下，可后来也没有打。之后在回到本院安顿下来，就去安徽写生了，再打电话的时候，她们已经换了宿舍。
在从黄山回来的到合肥转车的时候，在火车站我写了封信本来准备寄的，可也没有寄。我不知道在知道她的脚听说是好了后，做什么是合适的，必不必要还是合适不合适。
我想要她的电话，问老师他叫我不用了。
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去了大学城，再次向老师要电话，他说既然平静下来，也就是没有什么事了，何必再去打搅。女孩想得更多的会是怎样去反思，怎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再放下这样的错误。
或许这也成为了我的理由，真的是这样吗？错误吗？仅仅这样了吗？我这件事情怎么也看不清楚我自己了，谁又可以告诉我？我在被什么操纵着吗？我在逃避吗？我在寻找合适的方式吗？
在我对人坦然说了一句我是好人，在认识过后，才发现我虚伪了，根本就觉得自己说了这句话是最无耻的事情。
那时候正是非典最凶的时候，我没有回家去，继续在学校里，不过那时候学校里的人走了大半，很空旷，还是在东方大学城，更是对非典也就没那么的恐惧，还是挺自由，即使离北京也就是三、四十公里，身边的朋友都没有与这沾上光的。
不知道该这么来描述那段时间的生活，如今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2004刚开始没有多久，甚至也还会以为继续是在2003悠着呢。
这件事情牵扯到的人不是很多，影响我态度的人也就两个，我的老师与受伤的她。
很久没有联系她了，因为这个学期一开学我就不在大学城的分院了，回到了北京，似乎自己也还真的就象这个城市一样了，对什么也都不会觉得奇怪，然而也难得有激动的时候。可是每当我想起她，总觉得这是我这么大做得最不好的一件事，那不再让我对什么都觉得问心无愧，我不再那么坦然的对一切东西都可以承受，从此，心里似乎总是多了一个结。
国庆节的时候我去了大学城，没有找到她，应该说我是没有努力去找，因为缺少勇气去面对。
其实我可以写信，因为她暑假之前把脚治好就回到了内蒙的家，我几次都打了电话给她，在电话里面我们说话挺好，她没有埋怨我，可即使是这样，我却觉得现在我对她不是一个男人的样，我没有承担自己给她带来的创伤。
非典的时候她的脚因为我而造成粉碎性骨折的，那时候在大学城的义务室，说她的脚可能会落残，我心里很急，难道一个人的一辈子的伤会是就被我这样造成的了吗，我该怎么来弥补？
后来到了北京的一家医院，刚开始我听说是积水潭医院，在老师那得到消息说脚不会有后遗症的，我似乎舒了一口气。
我是打算与家里面说这件事的，我以为父母会说我在外面不好好学习，惹了是非，我是这样理解着他们，后来听说又没有了太大的问题，我也没有对父母说了。我这样做很自私罢，为了自己，还是让她一人在承担着。
非典的时候进京把关很严，她是在学校的班车上送到医院去的，后来她的父母没有来北京，在医院的日子里就她一个人，她的脚可是骨折的了！后来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我问她在医院是怎么样？我说听说你是一个人在医院“真的很难为你了”——其实最后这一句即使在那样的时候我也是含糊说出来的，的确我是想表达那个意思，但是居然我就是没有很明朗的说出这句表示我愧疚，我关心着，记挂着的话来！——我是怎么了？那时也会感到无助，我想如果我有钱，可以完全去把医药费交上，可以去医院看望下她。居然我就是在钱的结眼上，难道是因为觉得我所造成的除了钱就没有更好的方式或仅仅我自己去面对了承担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到。我只是打了电话，而且还是在另一个老师的提醒下。
其实之前我一直想联系上，问了几次，他说那没有病房的电话，在医生那她也不好去接，我几次后也作罢了。后来那位老师，也就是她们班的临时班主任——中年，跟我的母亲一般大。在教学楼看到我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
她说蒋国清呀现在我不也是说作为老师就这样一来说你啊，我只是就觉得作为你的长辈，都说现在的人很绝情，你看人家都因为你一个人住院了，你不知她脚动手术的时候多痛呀，可你居然电话都没有去一个，你说这！——你怎么呢这样呢？
我听了后还觉得有些委屈，我觉得自己还不至于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不是的，可我也是害怕人家以为我就是的呵，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是在心里还记挂着，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究竟这是在逃避还是在对自己觉得彻底的失望，自卑了，懦弱了，还是我的哪里出了毛病让我所想所说却没有到实际中来呢？
非典的时候我们宿舍只剩下我一个人，班上也只有一半的人还没有回去，每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学校里的机房写东西，上网。晚上学校的机房不开，有时候大家会在宿舍楼下坐坐，有时候会去大学城的广场瞎逛，或在路上兜风，或到超市门口去唱唱歌，老板很有雅兴的摆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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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聊了很久，聊了3个多钟头，说话也挺投缘。
她问我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说我是个好人吧比较率真；我问她她说不知道。说过去的好玩的事，说自己的家乡，说现在的学校，说高中时候，说大学的体会——即使我不能确切的记得说过的每一句话了，可也还是能够时常在脑中浮现出那时候的情境。她有时候居然还坐在窗台靠在墙上，叫她小心，问冷不冷，时而她也回宿舍或拿个小电筒或拿根小蜡烛。也都还唱了歌，她说喜欢“我是一只鱼，水里面没空气，快要活不下去”后来她的笔记本留在了窗台上，老师告诉我那本子里抄了这首歌。
那天的月亮也很好，可以把墙照得很白，在不远处有一个村子，可以看到村口还因为‘非典’在警戒着，白炽灯挂在那儿很煞黑，她好像说了那里的光可以隐隐约约照着我的脸。我也可以看到在月光的清冷下有一些桔黄的的光在浮动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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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里面的灯光也不是足以看清一个人，我始终还是没有看得很清楚，其实没有看清楚她，我就会有种这些话说得很虚的感觉——也许明天谁都不认识谁了，只是还记得有天晚上都曾与一个人说过话，就趴在窗台上，有月亮的晚上，偶尔来的风还有些过一点点凉意，也有一点点困。
到了4点的时候，就有些困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我突然想到要是现在可以下去就好了，那样也可以看清楚她了。我想着，就说了“不知道能不能下去？”她俯身也往下看了看，那时我们都是在4楼。我说了没一会就到了二楼去，开始我还想着从窗台能不能下去，看来不太可能，我就又到了宿舍楼的前门去，那块升出来的遮雨的平台，从水房的窗户就可以跳到上面去，那也离地近了许多。恰好有下水管道是依附着墙角，我脱了鞋很快就扶在水管下去了。
到了楼下她在四楼看到我有些惊讶，而我生平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而爬楼也显得很紧张，牙齿都在打颤。
她说老大你还真的下去了呀，后来她就到了二楼，从窗台出来也有一块平台，却比我下来的那高了许多。她站在那儿，可以清楚些地听到了说话。我说你们楼可以下来吗，她说就从这可以吗？我没叫她在那跳，可她还是试了试，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我叫她到前门那去，我以为我能顺利从那下来她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她没有脱鞋，没有扣住水管，就那样几乎是垂直地掉了下来，恰好又是在一块水泥地上。我想去接应下她，她避开。
他说脚疼，站不起来了。我扶着她到了草地上去，把鞋脱了下来，脚已经肿了起来，开始是以为脱臼，可我也不会处理，把他的脚拉伸了一下也没有好转。我也曾经把脚弄骨折过，以为这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先歇会儿吧，天亮的时候就去医院。她苦笑一下也只能这样了，都不想被老师知道。在前面坐了一会儿，我们到了宿舍旁边去，也就是男女生楼中间的那片空地。
我们一直坐到了六点，也睡不着了，她说脚很痛，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帮她揉着。她说要是脚没扭了就好了，现在可以到墙脚看那些小虫小花儿们现在怎么样了。她说这些的时候笑着，而且也很认真，我听了觉得她很有意思，在脚痛的时候会想到这些，可一想到现在她这样又觉得很对不起。我们又间间段段地说了些话。
这时候我看清了她，应该说来不是很与在楼梯上的感觉吻合，可是可爱中又透着很多坚强与倔强，是说话比较自主的女孩。不但没有怪我，也还在不时说些让我觉得特别的话来。
她讨厌哪些该死的蚊子不时的去骚扰她，那时天也慢慢的发白，她靠在台阶上，我傻坐着。她指着那村口的一排大树说，你看，现在天快要亮的时候，哪些树在那要是把它们画下来该多好；又问我会经常看到象这样的东西就会想着画下来吗？——“也许这就是画画的快乐啦”最后一句不确切的记得她是否说过，只是记得那时我很认同她说的那些，特别又是在那样的境况下。
在那段时间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在天亮的时候陪她一起去医院，说同学可能带不了她的。这本来就是我理应做的了。
天亮了，我们被老师透过窗户看到了，她问我怎么回事，我没有说什么。
之前她就一直对我说“老师问到我的时候就说我们不是一起下来，就对老师说你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朝外面看的时候看到我的，然后是我叫了你，你看我的脚扭了就下来看了。如果老师问我怎么把脚扭了，我就说我心理不健康，就是晚上闷得慌想下来，可宿舍锁住了门，我就往下跳了。”
老师开了宿舍门，我上去换了鞋。她叫我上去给她还在宿舍睡觉的同学打电话，叫她那些东西，一起去医院。我回到宿舍，打了电话，就到另外几个同学的宿舍，他们都还在睡觉，我叫醒了他们，问他们借了些钱，我还以为她的脚只是小伤的。他们见我一大早就问他们借钱也纳闷，可拿了钱给我后他们就又睡了。
我下楼后宿管老师也没有说什么了，叫我先到外面去叫出租车，他看我用自行车是不能将她带着走的了。出了宿舍区，停在大学城的南门那些出租汽车司机都不自在车里，只好在路上等，一会儿是有车了，我和她还有她的同学一起去了大学城的医院。
到了那与医生说了大致脚伤，她要我们去做x透视才能确认。背着她到了房间，等了老半天机器才能用，照了后将近半小时开始看到一些片子，医生说还不够全面看不了情况于是又照。
他坐在那照片的床上等着，总还是觉得脚痛，我叫她躺下她总还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坐着。痛的时候还笑着对她同学说，指着我说有认识个新朋友也挺好。我也有些困，等在那里总还是有些心急，时不时也去医生那看他们的片子结果是怎样。开始不怎么搭理我说还没有出来，后来说可能是骨折了。听了后觉得不是滋味，至少又是一个月的修养了，害了人家。
之后又去了医院的门诊部，医生也开始上班了，几个医生陆续都过来看了，他躺在那张可怜的病人打石膏躺的地方，很吃力，越来越痛。医生叫了我去，与我说了她的情况，说是粉碎性骨折，可能会落残，当时我点发懵。
大夫叫我去叫老师过来，要会诊。打电话到学校的老师那都没有人接，有些老师的电话我不知道，就给同学打电话叫他们通过宿管老师去打。哥们问我怎么回事，说了会也没说清。走在大学城二期的那些路，有许多陌生，太阳刚开始发热了，靠在电话亭上有些疲惫，疲惫中似乎对一些事情的发生感到承受的来不及，不可预料。
一直平平淡淡的日子也是一直单调着，总还会觉得少了些故事，可突然的事情发生，心中却不知道在什么位置。
在路上搭上一个送货的人的车，在到学校教学楼时准备去叫老师，恰看到班主任上学校的车，我叫住了他，正欲对他说找他一些事情，他就叫我上车了。他比我也就大几岁，刚工作，平时还是与我们挺好的在一起。老师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按照她告诉我的意思说了，老师看着我，我也还故作镇静；转而她就说“国清如果你不对我说明事实我就没法去帮你，你可要想清楚了，不要自作主张的将事情想着那么回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犹豫一瞬间又也就改过了口，的确学校那里也只有他比我更了解的了。
他听了我说完了后，说一个人啦，难免就会发生那么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不要太担心，之后还四问了些我话，说了什么我具体也记不起来了。
到了医院，她哭着，说脚太痛了，后来要求打了止痛针，看眼睛里有多了几许叹息。
最后决定是先回到宿舍，下午马上去北京，只有那样才尽量的保住脚。我们是一起回来的，之前我的几个朋友也都过去了，他们也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做在门诊门口的阶梯那，那时候他们在我身边总还是让我觉得安慰的。
已经是中午了，没吃什么东西，睡了一觉中午。
接着学校的调查开始了，我被找去说话，那宿舍老师似乎还满是热情的像是要诱供我一样。我被他问得前言不搭后语，他说那天晚上村子里的人是听到了有人在宿舍这边喊话，说宿舍有同学在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有听到在窗台说话声的，说发现了在窗台上她留下来的笔记本里面有我们的对话记录，好象他就是已经掌握了我所有的罪证了一样在审讯着一个不老实的犯人！他以为那段“我是一支鱼”的歌词就是我们之间的对话什么的，说他那里还记录这与一个画画的学生的记录，他说我给她们班代过课，她以前认识我——而我是说我们从来都没认识过的，也是今天才认识的。
班主任为我把事情降到了很低调，叫了我去谈话，说了利害关系，说了人情世故，说了关于经历事情长大成熟——我写了份检讨，就在他的办公室写好的。其间两个同学来了，在一起说了这件事情，我可能是有处分的，我说我不在乎这处分什么的，只要她的脚能没事情是最好的。老师说这象男孩说的话。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什么；可现在想起来，我就是懦弱的伪君子了。
我打了三次电话给她，一次是在大学城，一次在我暑假里奔波的时候，一次在北京浪荡完后买了火车票准备回家在北京西站候车的电话亭那里。第一次我问他在医院的日子，说暑假可能我不回去了，想在北京待着；第二次我说在北京的日子，问她在家里面怎么样，我告诉她每天在坐着公交满北京的跑，就当是在旅游，她说挺好的，可以到处走走就是好玩，说在家里看电视，也没什么好做的，说没有收到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有些担心；第三次我问她脚能走了没，说可以带着柺走了，开学应该没多大妨碍的了，我说我要回家了，在外面久了，回去看下，虽然也只有十多天就开学了。她又问我在北京站有没有直接到廊坊的火车，我说有，第一来北京去那的时候就坐过，说那时候我还在北京站一个人过了一晚上，刚来北京的时候。
回到家了，我没有与家里说这件事情，记得在放暑假的时候，那时候非典也平息了下来，我们的处分通知贴了出来，两栋教学楼还有男女生宿舍各一张。之前北京的同学有一次返校，教学楼因为贴别的通知而撤了下来，我就把男生宿舍的也撤了下来与老师说了一声这处分通知我留着了。
在家的时候听说内蒙发生了一次地震，我一下忘记了她是不是那地方的，本来想打一电话过去的，可后来也没打了。
回到学校，在大学城我也只停留了一天，打电话到她宿舍，说她还没有来；是想着打电话到她家去问一下，可后来也没有打。之后在回到本院安顿下来，就去安徽写生了，再打电话的时候，她们已经换了宿舍。
在从黄山回来的到合肥转车的时候，在火车站我写了封信本来准备寄的，可也没有寄。我不知道在知道她的脚听说是好了后，做什么是合适的，必不必要还是合适不合适。
我想要她的电话，问老师他叫我不用了。
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去了大学城，再次向老师要电话，他说既然平静下来，也就是没有什么事了，何必再去打搅。女孩想得更多的会是怎样去反思，怎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再放下这样的错误。
或许这也成为了我的理由，真的是这样吗？错误吗？仅仅这样了吗？我这件事情怎么也看不清楚我自己了，谁又可以告诉我？我在被什么操纵着吗？我在逃避吗？我在寻找合适的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