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的创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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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青年作家韩少功在1987年译出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后，这部内容丰富，构思奇特，充满思辩色彩的作品就在中国被广为流传，影响巨大。一股译昆德拉、读昆德拉、说昆德拉的热风在知识圈内吹起。迄今为止。昆德拉的主要作品可笑的爱情、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笑忘录已分别被各大出版社悉数印出。在当前出版业不景气的行情中，昆德拉的书却逆风上扬，印数可观，说在国内出现“昆德拉热”似不为过。
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市。父亲是音乐艺术学院的教授，他早在童年时代便学过作曲，受过良好的音乐熏陶和教育。少年时代，他开始广泛阅读世界文艺名著。青年时代，写过诗和剧本，画过画，搞过音乐并从事过电影教学。他登上文坛的时候是以诗人的身份出现的，后来在他30岁左右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后，他确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在他38岁的时候，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他在捷克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从此确定。但到了1968年，苏联出兵布拉格，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也失去了在电影学院的职务。他的文学创作难以进行。迫于无奈，他携妻子于1975年离开捷克，来到法国，开始了他“流亡作家”的生涯。
昆德拉的作品，具有多重主题的复调结构，仔细阅读会有种说不清的迷离感，若即若离，似重还轻，这种所谓的“昆德拉气质”与他小说中富有诗意的哲理表达充分融合，形成昆德拉特有的小说风格，分析他的艺术创作动机，有利于我们更好的阅读理解他的作品，真正领会其艺术精髓。
一、创作的显动机
我们知道，人作为一种具有智慧的物质形式，是动物性和社会性的辨证统一。动物性的特点决定了人必然有种种物质需要——温饱、安全等，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人也必然有精神上的需要——归属与爱、尊重、认识、审美、自我实现等。
先说一下物质上的需要。昆德拉因反对极权统治而被迫流亡国外，失去了在国内养尊处优的地位，他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客观环境要求他以自己最擅长的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做为赚钱的手段。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他已经年近古稀，却仍然笔耕不辍，这固然有精神上自发的创作愿望，但是不可否认，满足生活上最基本的条件，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是他最重要的写作动机。
精神上的，在昆德拉的大多数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漂移感。他他长期身处于捷克，长期在高压极权的统治下生活，更重要的他还亲历了所谓的“布拉格之春”和苏联入侵捷克（当时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体验成为他创作的最主要灵感。在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自由的深切渴望，对生命意义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自觉不自觉的提到苏联入侵当时正在争取民主化和自主化的捷克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见它已对作者的生命体验造成不可磨灭的严重创伤。用理论来说，创伤指创伤性经验作为潜在因素对创造性思维产生的深层影响，它指某人在生命某一阶段，突然受到心灵无法承受的某种刺激，引起极度失衡，并留下伤痕。昆德拉作为一个有才华的，有独立意志的作家，这种伤痕对其创作发挥潜在动力作用，迫使他不停的创造。只有如此，他才能躲避内心伤痕对灵魂的侵袭和折磨，求得片刻的安静和谐。
创伤性经验作为动力，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创伤性经验既发挥动力作用，又直接表露在作品中。这在昆德拉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政治上的压迫、生活上的漂泊使他的思想经常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一方面他渴求自由，渴求灵魂的彻底释放。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对所追求的一切抱着深切的怀疑。具体和虚无，存在和消亡的两重矛盾在他身上奇异的统一在一起，并深刻反映在作品中。这一方面使作品具有与众不同复杂内涵，反映着这个世界的矛盾本质，一方面又使作品有着惊人的开放性和多重解读性。
二是作为动力的创伤性经验通过补偿或变形方式，反向表露出来。曾经的政治压抑使他心理产生某种变异——对任何可能影响“自由”的事物的恐惧。这一点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表现的非常集中。托马斯所以对特丽莎的爱无法始终如一，关键在他内心深处对专一的爱有莫名的恐惧，因为这经常触动他对压迫的恐怖回忆——尽管他清楚爱的专一排它性和政治上的极权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也就是说，昆德拉的很多作品中对“真爱”的逃避和反叛是政治压迫所造成的创伤性经验对创造起的动力作用，这种经验化为记忆痕迹，积蓄着相当的激动量和刺激量，一旦受到外在刺激或内部需要被偶然碰撞，便形成张力，使能量失衡，心理元素、材料瞬间重构。
二、创作的潜动机
捷克由波希米亚民族组成，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经常是各个强国称霸欧洲，称霸世界的前沿阵地，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动荡不安，分分合合的国家，它的国民却极其热爱文学、音乐，热爱艺术。自古以来它深受别国侵略之苦，这种受极权统治受压迫的历史体验已经融进捷克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他们文化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已成为该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昆德拉的作品有许多晦涩的比喻、象征，甚至直接以梦幻形式出现，其意义的多义性使得我们无法完全破译其个中的确切指向。这恰好说明了其作品经常被集体潜意识所操纵，当时局动荡不安，或社会发生重大变故，它便被惊醒，通过原型活动，成为创作潜动机。此时，作者被潜动机所控制而并不知晓。也就是说，昆德拉在进行艺术创作中，不自觉的充当了波希米亚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代言人。
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为例，故事发生的大环境是苏联入侵捷克，捷克人民争取民主和自主的伟大运动被强行压制。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样一个背景呢？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恐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历史事件给整个捷克民族带来的心灵震撼实在难以估量。尽管这段民族经历痛苦不堪，但它就象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一般深埋在作者的灵魂深处，当作者提笔创作时，这种潜意识忽然被惊醒，它就象咆哮的雄狮一样控制了他的思想意志，迫使他不得不重提这段往事，尽管可能在作者原来的写作蓝本中并没计划以此为依托。
更奇妙的是，这种集体潜意识有时甚至可以跨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而引起其他有类似体验的群体或个人的共鸣。昆德拉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享有比其他经典作家更多的拥护，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之外，不可否认，中国的读者很容易从他的作品体会到一种被压迫的艰辛和恐惧，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通俗一点说来“它代表了千千万万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心声”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创作受到显动机和潜动机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说，一种需要体现为一种动机，几种需要组成一个动机簇，它聚集、吸附着大量的心理能量，支持作家去完成一个创作活动。动机簇最常见表现为作者内心的激烈冲突和挣扎，艺术家往往体验着难以言说的巨大痛苦，巨大的驱力和阻力让他无所适从，甚至接近崩溃的边缘。可以说这种冲突和碰撞是作家创作的根本动力，每一次创作都是其内心煎熬的过程，都是其内心激情爆发的结果。
自青年作家韩少功在1987年译出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后，这部内容丰富，构思奇特，充满思辩色彩的作品就在中国被广为流传，影响巨大。一股译昆德拉、读昆德拉、说昆德拉的热风在知识圈内吹起。迄今为止。昆德拉的主要作品可笑的爱情、玩笑、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笑忘录已分别被各大出版社悉数印出。在当前出版业不景气的行情中，昆德拉的书却逆风上扬，印数可观，说在国内出现“昆德拉热”似不为过。
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布尔诺市。父亲是音乐艺术学院的教授，他早在童年时代便学过作曲，受过良好的音乐熏陶和教育。少年时代，他开始广泛阅读世界文艺名著。青年时代，写过诗和剧本，画过画，搞过音乐并从事过电影教学。他登上文坛的时候是以诗人的身份出现的，后来在他30岁左右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后，他确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走上了小说创作之路。在他38岁的时候，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他在捷克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从此确定。但到了1968年，苏联出兵布拉格，玩笑被列为禁书，昆德拉也失去了在电影学院的职务。他的文学创作难以进行。迫于无奈，他携妻子于1975年离开捷克，来到法国，开始了他“流亡作家”的生涯。
昆德拉的作品，具有多重主题的复调结构，仔细阅读会有种说不清的迷离感，若即若离，似重还轻，这种所谓的“昆德拉气质”与他小说中富有诗意的哲理表达充分融合，形成昆德拉特有的小说风格，分析他的艺术创作动机，有利于我们更好的阅读理解他的作品，真正领会其艺术精髓。
一、创作的显动机
我们知道，人作为一种具有智慧的物质形式，是动物性和社会性的辨证统一。动物性的特点决定了人必然有种种物质需要——温饱、安全等，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人也必然有精神上的需要——归属与爱、尊重、认识、审美、自我实现等。
先说一下物质上的需要。昆德拉因反对极权统治而被迫流亡国外，失去了在国内养尊处优的地位，他必须靠自己的双手养家糊口，客观环境要求他以自己最擅长的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做为赚钱的手段。所以我们看到尽管他已经年近古稀，却仍然笔耕不辍，这固然有精神上自发的创作愿望，但是不可否认，满足生活上最基本的条件，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是他最重要的写作动机。
精神上的，在昆德拉的大多数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漂移感。他他长期身处于捷克，长期在高压极权的统治下生活，更重要的他还亲历了所谓的“布拉格之春”和苏联入侵捷克（当时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体验成为他创作的最主要灵感。在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自由的深切渴望，对生命意义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自觉不自觉的提到苏联入侵当时正在争取民主化和自主化的捷克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见它已对作者的生命体验造成不可磨灭的严重创伤。用理论来说，创伤指创伤性经验作为潜在因素对创造性思维产生的深层影响，它指某人在生命某一阶段，突然受到心灵无法承受的某种刺激，引起极度失衡，并留下伤痕。昆德拉作为一个有才华的，有独立意志的作家，这种伤痕对其创作发挥潜在动力作用，迫使他不停的创造。只有如此，他才能躲避内心伤痕对灵魂的侵袭和折磨，求得片刻的安静和谐。
创伤性经验作为动力，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创伤性经验既发挥动力作用，又直接表露在作品中。这在昆德拉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政治上的压迫、生活上的漂泊使他的思想经常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一方面他渴求自由，渴求灵魂的彻底释放。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对所追求的一切抱着深切的怀疑。具体和虚无，存在和消亡的两重矛盾在他身上奇异的统一在一起，并深刻反映在作品中。这一方面使作品具有与众不同复杂内涵，反映着这个世界的矛盾本质，一方面又使作品有着惊人的开放性和多重解读性。
二是作为动力的创伤性经验通过补偿或变形方式，反向表露出来。曾经的政治压抑使他心理产生某种变异——对任何可能影响“自由”的事物的恐惧。这一点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表现的非常集中。托马斯所以对特丽莎的爱无法始终如一，关键在他内心深处对专一的爱有莫名的恐惧，因为这经常触动他对压迫的恐怖回忆——尽管他清楚爱的专一排它性和政治上的极权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也就是说，昆德拉的很多作品中对“真爱”的逃避和反叛是政治压迫所造成的创伤性经验对创造起的动力作用，这种经验化为记忆痕迹，积蓄着相当的激动量和刺激量，一旦受到外在刺激或内部需要被偶然碰撞，便形成张力，使能量失衡，心理元素、材料瞬间重构。
二、创作的潜动机
捷克由波希米亚民族组成，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经常是各个强国称霸欧洲，称霸世界的前沿阵地，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动荡不安，分分合合的国家，它的国民却极其热爱文学、音乐，热爱艺术。自古以来它深受别国侵略之苦，这种受极权统治受压迫的历史体验已经融进捷克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他们文化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已成为该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昆德拉的作品有许多晦涩的比喻、象征，甚至直接以梦幻形式出现，其意义的多义性使得我们无法完全破译其个中的确切指向。这恰好说明了其作品经常被集体潜意识所操纵，当时局动荡不安，或社会发生重大变故，它便被惊醒，通过原型活动，成为创作潜动机。此时，作者被潜动机所控制而并不知晓。也就是说，昆德拉在进行艺术创作中，不自觉的充当了波希米亚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代言人。
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为例，故事发生的大环境是苏联入侵捷克，捷克人民争取民主和自主的伟大运动被强行压制。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样一个背景呢？我们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恐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历史事件给整个捷克民族带来的心灵震撼实在难以估量。尽管这段民族经历痛苦不堪，但它就象是挥之不去的梦魇一般深埋在作者的灵魂深处，当作者提笔创作时，这种潜意识忽然被惊醒，它就象咆哮的雄狮一样控制了他的思想意志，迫使他不得不重提这段往事，尽管可能在作者原来的写作蓝本中并没计划以此为依托。
更奇妙的是，这种集体潜意识有时甚至可以跨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而引起其他有类似体验的群体或个人的共鸣。昆德拉的作品之所以在中国享有比其他经典作家更多的拥护，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之外，不可否认，中国的读者很容易从他的作品体会到一种被压迫的艰辛和恐惧，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通俗一点说来“它代表了千千万万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心声”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创作受到显动机和潜动机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说，一种需要体现为一种动机，几种需要组成一个动机簇，它聚集、吸附着大量的心理能量，支持作家去完成一个创作活动。动机簇最常见表现为作者内心的激烈冲突和挣扎，艺术家往往体验着难以言说的巨大痛苦，巨大的驱力和阻力让他无所适从，甚至接近崩溃的边缘。可以说这种冲突和碰撞是作家创作的根本动力，每一次创作都是其内心煎熬的过程，都是其内心激情爆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