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刘代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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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他在任时，我们可以不为他所做的实绩歌功；他离任后，我们也可以不为他曾经的作为立传。但是，在他干干净净地离开我们却为我们留下抹不去的记忆的时候，我们便没理由不为他留点纪念的文字。2010年12月15号，是刘代启同志逝世100天祭日，谨以本文祭奠和纪念敬爱的刘代启同志！
——是为记
一
庚寅年9月6日，原中共保康县委书记刘代启同志因病与世长辞。在哀乐低回的悼念大厅，前来告别的老领导、老部下及生前好友络绎不绝。怀着敬重的心情，拿着沉重的步子，我与大家缓缓地绕灵柩一圈，寄托着对一位朴实老人的哀思
5月的一个雨天，我与先福前往老书记家看望他，那时他从山西治病一年多回来不久，是病重难治而回的。所以知晓老书记的情况后，先福专程从保康来襄，约我一同去探视老书记。由于长期病痛，过去一直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的老书记，如今躺在病榻上脸色苍白，瘦弱无力。虽然连说话的力气也缺少，听力也不济，但看着当年他在保康做书记时身边的两个年轻人来看他，他打起十二分精神，声音微弱却吐词清晰地给我们说了许多保康的往事，人名、地名以及往事的前头后尾与来龙去脉都说得丝毫不差，我和先福都很惊异老书记有这么好的记忆力。但在他慢声慢气、时断时续地叙述中，我们感到心里酸酸的——无情的病魔正折磨着老人，吞噬着老人无多的岁月。
不知不觉，老书记就和我们拉了一个多小时的家常，我们不忍再不打扰老人静养，便起身作了握别。
不想，这一别却成永别。
如今虽与老书记阴阳两界，但他朴实无华的性格、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我和我当年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事，还有众多的保康干部群众都难以忘怀
二
保康全境皆山，自然条件恶劣，过去一直是荆巴山系贫困带上的特困县之一。
1978至1988年，刘代启同志整整在保康做了十年县委书记。这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也是保康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确立、丰富、完善和打基础的十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刘代启同志与县委一班人认真总结保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分析长期贫困的原因。他精辟地概括：受自然和非自然因素的影响，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保康未能从山区特殊条件出发，而是一味“跟着平原跑，出力不讨好”导致“宝在山上睡，人在屋里穷”端着“金碗”讨饭吃。通过拨乱反正，重新认识县情，他同县委一班人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全部工作的总开关，坚持立足“山”字，力求“实”字，围绕“干”字，针对山场、矿藏、水能资源优势，组织论证并提出了“以多种经营（木龙）为主的农业结构，以磷化工（石龙）为主的工业结构，以小水电（水龙）为主的能源结构”的“三龙齐舞”的治穷致富方略，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在困难的环境中开拓进取，艰苦创业，扎扎实实地做出了打基础方面的重要贡献。
那十年，通过坚持不懈地发展以林、菌、茶、果、畜等多种经营为主的农业经济，彻底扭转了农村大面积的贫困状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水龙”开发，在只有5万现金、10吨炸药前期投入的情况下，刘代启同志利用当时特有的历史条件，动员组织全县2万精壮劳力，组成“民兵团”自理口粮，自备工具，亲任指挥长，率领8名县委成员与群众打成一片，背水一战，硬是靠一镐一锄的坚忍不拔精神，举全县之力建起了保康第一座装机5500千瓦的水电站。这一时期，县里还上马了一批磷矿开发和工业项目，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基础设施
实践证明“三龙”战略非常正确。20多年来，历届保康县委、县政府遵循这一方略，接力舞“三龙”实干兴百业，把保康建设成了经济长足发展、群众生活安康、生态环境美好的景秀山乡。
抚今追昔，凡是走过保康之路的干部群众，提起当年发展思路的探索与形成，提起“三龙”战略的实施与硕果，没有不称颂、感念刘代启同志的。
三
人生有幸。1984年5月，党组织为我提供了为县委领导服务的机会。调入县委办公室工作的第三天，我便跟随刘代启同志到素有“保康屋脊”之称的大水乡，调研高寒山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情况。
当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保康河谷地区粮食产量有了普遍提高，但平均海拔1700多米的大水乡，是个“五月雪、八月霜，秋分十天雪花扬”的高寒山乡，庄稼“种早了不得出，种晚了不得熟”群众吃粮一直靠供应，由于山高坡陡，群众购粮也是“买得起，背不起”作为一名已在保康山区工作30多年、与群众接下深厚感情的县委书记，这一直是压在刘代启同志心坎上的一块石头。
在为期3天的调研中，他带着我与明树同志走遍了大水乡的山山岭岭，深入养牛、培菌、种药、植树专业户，与乡村干部群众广泛座谈。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为大水乡确立了“一畜、二菌、三药、四林、五（加）工”的脱贫致富之路。并反复向基层干部强调：高山粮食生产，决不能搞广种薄收，要利用好当家地，普及地膜包谷种植，其余土地该退则退，以利还药、还林、还草，搞立体开发，发展多种经营。
他把这次调研所得整理成调研报告，省委内刊湖北情况通报予以全文刊发，在全省高寒山区引起了反响。同时，大水乡按照他指的路子实施脱贫致富攻坚，仅用两年时间就基本解决了温饱，一些村组和农户还走上了致富之路，其中十字冲村更是成为全省高寒山区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
大水之行，是我到县委办工作后刘代启同志用其独到的领导智慧给我上的生动的第一课。他那种务实的调研作风，为群众探索脱贫致富路子的求实精神，对客观事物的敏锐研判力，以及把调研成果迅速演绎为正确决策的决断能力，深深感染了我，并一直影响和指导着我以后的实际工作。
四
实，是刘代启同志最为鲜明的领导风格。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保康境内的公路几乎都是土路，而且湾多窄险。县委、县政府机关没有轿车，领导同志出门都是乘的帆布棚吉普车，由于密封性差，下乡回来没有不是灰头土脸的。可是，只要不开会，刘代启同志最喜欢的事就是坐上这种老式吉普车，沉到基层，去了解实情，解决实际问题。
他到基层有个特点，就是走的是边远，进的是农户，住的是穷乡——大水、麻坪、台口、金斗、李家、百峰等十多个边远乡（当时的体制是区辖乡），我都随他走过住过。
记得1986年炎夏，他带领民政、水利等部门负责人，到寺坪区考察边远村治穷致富情况。我们一行在寺坪街头弃车，涉鳝鱼河，走稻场坪，过峡口、金堂，住板庙;再走升石坪，翻宦官山，下樟木沟，住台口，历时3天，步行60多公里，走访了6个村数十户群众。每到一地，刘代启同志都认真听取意见，征求建议，现场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治穷致富办法。
因为刘代启同志的影响，那些年，保康县委成员几乎达成了默契——每当春夏秋冬之交、年关之前、生产关键季节或天灾之际，大家都自觉分头深入到最贫困的边远乡村，进“四门”（校门、店门、厂门、福利院门）、看“两户”（弱智户、五保户），广纳群众意见，就地解决实际问题。
刘代启同志每次走边远，至少都要解决一到两个实际问题。那些年，边远乡村突出存在着行路、用电、饮水、住房等“几难”问题，刘代启对此提出了“组织上实行干部包干负责，劳力上村组统一使用义务工，资金上集体和国家共同筹集”的办法，先急后缓，分批解决。在他的亲历亲为和带动影响下，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到他离任的1988年底，保康县85 ％的农户通了电，90 ％的村通了公路，一大批群众吃水难和住草房危房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五
刘代启同志心系群众，心细如丝。我至今还记得他为山村小女孩买鞋的故事。
1985年盛夏的一天，他到油房街乡调查了解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在乡供销社收购门市部，当看到一位十岁左右的女孩出售一小捆名叫通草的药材仅获得0。8元钱时，小女孩很不高兴的表情引起了刘代启同志的注意。他走近小女孩，和蔼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小女孩怯怯地回答她叫关明竹，家住黑虎村。这时，刘代启同志发现她竟然光着双脚，立刻明白了小女孩不高兴的原因。他心里一阵难过，思忖：黑虎村距乡供销社有12里路，小女孩赤脚走这么远，一定是想用药草换双新鞋，无奈钱不够数才那样不高兴。他问我山里的孩子夏天穿什么鞋好，我说“解放鞋”很适宜。刘代启同志当即掏出3元钱为小女孩买了新鞋，小女孩立刻转忧为喜，高兴道谢而去。
回到办公室，我把这件小事以县委书记与赤脚女孩为题，写了篇小通讯寄给报社，江汉早报（现为楚天都市报）配了“编后”在头版刊登。编后说：“保康县委书记刘代启掏钱为山村赤脚女孩买新鞋，不仅是发自同情之心，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了自己对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现状的责任感，意识到了党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
可以说，刘代启同志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体现在时时处处。在我的记忆里，他下乡检查工作，半路遇见负重的群众，只要吉普车上还有空位，总是让司机停车捎人代物。他特别重视群众来信。他说过，保康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群众有难处上访很不方便；处理好他们的来信，也是自己了解民情、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1985年，他让县委办专门建立了群众来信阅批查办登记簿，对给他的来信嘱咐办公室按照政策界限分类归口，交由部门负责处理，重要的他亲自督办处理。有一次，他收到青年农民陈永阳想发展庭院经济，却苦于找不到门路的来信后，随即批转科委负责回信，提供信息、技术，并将自己订阅的农家顾问中有关庭院经济的知识做上重点号，邮给了小陈。1986年4月，武汉大学哲学系学生王开荣致信刘代启同志，请求为他家排忧解难。王开荣是店垭区黄坪村人，其父年初病逝，其母身体多病，一弟就读初中，一弟辍学帮母种地，全家欠款1500多元，本人面临辍学危险。刘代启同志阅信后，当即打电话给店垭区委书记张敬益说，保康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决不能让王开荣同学辍学。他批示：“暂从救济款中解决500元，以后他家和他学习中的暂时困难，请民政部门给予资助。”5月29日，我随他到店垭检查工作，他带上店垭区委负责人，专程登门看望王开荣母弟三人，帮助王家研究脱贫措施，当场解决了6头仔猪和300斤化肥款，鼓励王母把王开荣培养成才。
据我的记忆，仅1985、86两年，县委办来信阅批查办登记簿就记录了刘代启同志阅办的群众来信近千件。1986年6月，襄樊日报记者张鸿志得知他认真处理群众来信的新闻线索后，专程到保康采访，想为他写篇报道。他坚决不同意写他个人，而是搬着指头列举出善于修路的区委书记张敬益、一心为民植茶的财政所长王连举、坚持义务为乡亲接生几十年的村妇女主任范延清等几个典型，并亲拟了“路”书记、“茶”所长、范医生等报道题目，让我陪鸿志同志去采访他们，在襄樊日报推出了一组“山区建设者剪影”的报道，极大地鼓舞了基层干部的士气。
六
1988年秋，刘代启同志即将调任襄樊市人大副主任，但他仍然坚持着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好作风。
那些年，金斗乡九里川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事迹非常突出。但刘代启同志觉得村里的致富经验总结还不够到位。他带上我，到时任九里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应志家住下来，白天走村串户看矿山访富经，晚上与刘应志等村组干部促膝交谈，并一再叮嘱我，这次来总结九里川的经验，要上升到一定理论层次，执笔是你小郝，你觉得啥时候挖够了素材，我们就啥时候撤。我们在刘应志家住了两晚，搞了两天调研不算，又到乡政府住了一晚，与乡干部深入座谈，从各个侧面反复挖掘素材。
在组织材料的过程中，刘代启同志根据当时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思考，让我着重从发挥村级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加强村级制度建设、办好村级公益事业等方面去挖掘九里川的精髓，从理论层面揭示九里川的发展真谛。由于有他精心独到的指导和现场调研迸发的真知灼见，我代为起草的九里川调查，被党政干部论坛杂志全文刊发。
在我的记忆里，这个调查报告是第一篇比较系统而理性总结九里川发展经验的文章，也是第一篇被省级刊物宣传九里川的文稿。此后，九里川成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先进典型，省、市领导多次视察推介，本、外地基层干部纷至沓来学习取经，通讯、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等各种体裁的宣传铺天盖地。可以说，正是刘代启同志的深入调研，才引爆了九里川这个闻名遐迩的典型——典型需要培养，更需要用智慧去发现！
七
1997年6月，我从保康调到襄樊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在市委大院生活区，每每与已退休的刘代启同志相遇，他总是亲热地拉拉我的手，聊上一会儿，问我工作顺不顺心，爱人调动弄好没有，父母身体健康如何，那份和善与慈祥，让我十分感动。
刘代启同志退休后仍然善于学习和思考问题，始终忘不了在故乡保康近40年的工作历程。我清楚地记得，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地位）后，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结合自己在保康的工作实践，写了篇体会文章，让我给看看怎么处理。我说老书记不敢当，我到你那儿现场学习学习吧。我马上来到他家里，阅读了他的坚持求实精神，促进山区发展手稿，文章用“在不利因素中坚持求实精神，可以找到最佳发展思路；在困难环境中坚持求实精神，可以在夹缝中求发展；在普遍矛盾中坚持求实精神，可以解决好特殊矛盾”三个小标题，非常有感情地回忆了他在保康工作时，几件关涉发展大计的确立和实施的前因后果，深刻揭示了唯有坚持邓小平求实理论，山区发展才有出路的朴素道理。我读后深受教益，仅在文字上理顺了一下，推荐到市委机关刊物决策与实践发表。不久，他又写了篇保康发展小水电的经验文章让我提提建议，我再次到他家里，通过与他一起回顾保康小水电建设历程，进一步丰富了文章内容，我帮助打印后寄给地方电力管理杂志，很快也被采用。
八
在退休生活中，刘代启同志其实很注重身体保养，打太极拳、走步、禁烟少酒等等，他都做得很好；更是坚持早起早睡，不沾棋牌，身体状况一直不错。
每年，他都要回保康住上几天，走走脚下的故土，看看故乡的山水，会会老同志老部下。
2007年夏天，我对他讲，当年随他一起下乡住过的台口村，随着寺坪电站的竣工，现在已成水下世界，那里的河面宽了，山上的树密了，景色比从前更美了，什么时候让先福（时任寺坪电站工程指挥部负责人）接你去看看。他说那真得去看看。随后不久，先福接他回去了却了这个心愿。
不想，这却是他最后一次去看保康山水，最后一次到魂牵梦绕的故土亲近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向身体很好的他，因为尾脊骨炎难以痊愈而体质每况愈下，数度住院都无疗效，只至远赴山西中药医治仍然效果不佳。
自然规律，人不可拒。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无比依恋的仍然是保康故土。
老书记走了，他走过了79个春秋，静静地消失在了人世间。他已不知道自己留下了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父老乡亲、老部下及亲朋好友的痛楚追思。可是我们知道，他以他朴实、务实、扎实的人格魄力，他以他对保康默默无闻而又显著的贡献，他以他心系故土的一腔赤诚——故乡的灵山秀水骄傲地接纳了他圣洁的归魂：
2010年9月8日下午5时整，老书记的骨灰，落葬在青松翠柏掩映的保康陵园。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他在任时，我们可以不为他所做的实绩歌功；他离任后，我们也可以不为他曾经的作为立传。但是，在他干干净净地离开我们却为我们留下抹不去的记忆的时候，我们便没理由不为他留点纪念的文字。2010年12月15号，是刘代启同志逝世100天祭日，谨以本文祭奠和纪念敬爱的刘代启同志！
——是为记
一
庚寅年9月6日，原中共保康县委书记刘代启同志因病与世长辞。在哀乐低回的悼念大厅，前来告别的老领导、老部下及生前好友络绎不绝。怀着敬重的心情，拿着沉重的步子，我与大家缓缓地绕灵柩一圈，寄托着对一位朴实老人的哀思
5月的一个雨天，我与先福前往老书记家看望他，那时他从山西治病一年多回来不久，是病重难治而回的。所以知晓老书记的情况后，先福专程从保康来襄，约我一同去探视老书记。由于长期病痛，过去一直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的老书记，如今躺在病榻上脸色苍白，瘦弱无力。虽然连说话的力气也缺少，听力也不济，但看着当年他在保康做书记时身边的两个年轻人来看他，他打起十二分精神，声音微弱却吐词清晰地给我们说了许多保康的往事，人名、地名以及往事的前头后尾与来龙去脉都说得丝毫不差，我和先福都很惊异老书记有这么好的记忆力。但在他慢声慢气、时断时续地叙述中，我们感到心里酸酸的——无情的病魔正折磨着老人，吞噬着老人无多的岁月。
不知不觉，老书记就和我们拉了一个多小时的家常，我们不忍再不打扰老人静养，便起身作了握别。
不想，这一别却成永别。
如今虽与老书记阴阳两界，但他朴实无华的性格、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我和我当年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事，还有众多的保康干部群众都难以忘怀
二
保康全境皆山，自然条件恶劣，过去一直是荆巴山系贫困带上的特困县之一。
1978至1988年，刘代启同志整整在保康做了十年县委书记。这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也是保康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确立、丰富、完善和打基础的十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刘代启同志与县委一班人认真总结保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分析长期贫困的原因。他精辟地概括：受自然和非自然因素的影响，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保康未能从山区特殊条件出发，而是一味“跟着平原跑，出力不讨好”导致“宝在山上睡，人在屋里穷”端着“金碗”讨饭吃。通过拨乱反正，重新认识县情，他同县委一班人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全部工作的总开关，坚持立足“山”字，力求“实”字，围绕“干”字，针对山场、矿藏、水能资源优势，组织论证并提出了“以多种经营（木龙）为主的农业结构，以磷化工（石龙）为主的工业结构，以小水电（水龙）为主的能源结构”的“三龙齐舞”的治穷致富方略，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在困难的环境中开拓进取，艰苦创业，扎扎实实地做出了打基础方面的重要贡献。
那十年，通过坚持不懈地发展以林、菌、茶、果、畜等多种经营为主的农业经济，彻底扭转了农村大面积的贫困状况。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水龙”开发，在只有5万现金、10吨炸药前期投入的情况下，刘代启同志利用当时特有的历史条件，动员组织全县2万精壮劳力，组成“民兵团”自理口粮，自备工具，亲任指挥长，率领8名县委成员与群众打成一片，背水一战，硬是靠一镐一锄的坚忍不拔精神，举全县之力建起了保康第一座装机5500千瓦的水电站。这一时期，县里还上马了一批磷矿开发和工业项目，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基础设施
实践证明“三龙”战略非常正确。20多年来，历届保康县委、县政府遵循这一方略，接力舞“三龙”实干兴百业，把保康建设成了经济长足发展、群众生活安康、生态环境美好的景秀山乡。
抚今追昔，凡是走过保康之路的干部群众，提起当年发展思路的探索与形成，提起“三龙”战略的实施与硕果，没有不称颂、感念刘代启同志的。
三
人生有幸。1984年5月，党组织为我提供了为县委领导服务的机会。调入县委办公室工作的第三天，我便跟随刘代启同志到素有“保康屋脊”之称的大水乡，调研高寒山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情况。
当时，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保康河谷地区粮食产量有了普遍提高，但平均海拔1700多米的大水乡，是个“五月雪、八月霜，秋分十天雪花扬”的高寒山乡，庄稼“种早了不得出，种晚了不得熟”群众吃粮一直靠供应，由于山高坡陡，群众购粮也是“买得起，背不起”作为一名已在保康山区工作30多年、与群众接下深厚感情的县委书记，这一直是压在刘代启同志心坎上的一块石头。
在为期3天的调研中，他带着我与明树同志走遍了大水乡的山山岭岭，深入养牛、培菌、种药、植树专业户，与乡村干部群众广泛座谈。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为大水乡确立了“一畜、二菌、三药、四林、五（加）工”的脱贫致富之路。并反复向基层干部强调：高山粮食生产，决不能搞广种薄收，要利用好当家地，普及地膜包谷种植，其余土地该退则退，以利还药、还林、还草，搞立体开发，发展多种经营。
他把这次调研所得整理成调研报告，省委内刊湖北情况通报予以全文刊发，在全省高寒山区引起了反响。同时，大水乡按照他指的路子实施脱贫致富攻坚，仅用两年时间就基本解决了温饱，一些村组和农户还走上了致富之路，其中十字冲村更是成为全省高寒山区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
大水之行，是我到县委办工作后刘代启同志用其独到的领导智慧给我上的生动的第一课。他那种务实的调研作风，为群众探索脱贫致富路子的求实精神，对客观事物的敏锐研判力，以及把调研成果迅速演绎为正确决策的决断能力，深深感染了我，并一直影响和指导着我以后的实际工作。
四
实，是刘代启同志最为鲜明的领导风格。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保康境内的公路几乎都是土路，而且湾多窄险。县委、县政府机关没有轿车，领导同志出门都是乘的帆布棚吉普车，由于密封性差，下乡回来没有不是灰头土脸的。可是，只要不开会，刘代启同志最喜欢的事就是坐上这种老式吉普车，沉到基层，去了解实情，解决实际问题。
他到基层有个特点，就是走的是边远，进的是农户，住的是穷乡——大水、麻坪、台口、金斗、李家、百峰等十多个边远乡（当时的体制是区辖乡），我都随他走过住过。
记得1986年炎夏，他带领民政、水利等部门负责人，到寺坪区考察边远村治穷致富情况。我们一行在寺坪街头弃车，涉鳝鱼河，走稻场坪，过峡口、金堂，住板庙;再走升石坪，翻宦官山，下樟木沟，住台口，历时3天，步行60多公里，走访了6个村数十户群众。每到一地，刘代启同志都认真听取意见，征求建议，现场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治穷致富办法。
因为刘代启同志的影响，那些年，保康县委成员几乎达成了默契——每当春夏秋冬之交、年关之前、生产关键季节或天灾之际，大家都自觉分头深入到最贫困的边远乡村，进“四门”（校门、店门、厂门、福利院门）、看“两户”（弱智户、五保户），广纳群众意见，就地解决实际问题。
刘代启同志每次走边远，至少都要解决一到两个实际问题。那些年，边远乡村突出存在着行路、用电、饮水、住房等“几难”问题，刘代启对此提出了“组织上实行干部包干负责，劳力上村组统一使用义务工，资金上集体和国家共同筹集”的办法，先急后缓，分批解决。在他的亲历亲为和带动影响下，经过全县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到他离任的1988年底，保康县85 ％的农户通了电，90 ％的村通了公路，一大批群众吃水难和住草房危房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五
刘代启同志心系群众，心细如丝。我至今还记得他为山村小女孩买鞋的故事。
1985年盛夏的一天，他到油房街乡调查了解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在乡供销社收购门市部，当看到一位十岁左右的女孩出售一小捆名叫通草的药材仅获得0。8元钱时，小女孩很不高兴的表情引起了刘代启同志的注意。他走近小女孩，和蔼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小女孩怯怯地回答她叫关明竹，家住黑虎村。这时，刘代启同志发现她竟然光着双脚，立刻明白了小女孩不高兴的原因。他心里一阵难过，思忖：黑虎村距乡供销社有12里路，小女孩赤脚走这么远，一定是想用药草换双新鞋，无奈钱不够数才那样不高兴。他问我山里的孩子夏天穿什么鞋好，我说“解放鞋”很适宜。刘代启同志当即掏出3元钱为小女孩买了新鞋，小女孩立刻转忧为喜，高兴道谢而去。
回到办公室，我把这件小事以县委书记与赤脚女孩为题，写了篇小通讯寄给报社，江汉早报（现为楚天都市报）配了“编后”在头版刊登。编后说：“保康县委书记刘代启掏钱为山村赤脚女孩买新鞋，不仅是发自同情之心，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了自己对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现状的责任感，意识到了党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
可以说，刘代启同志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体现在时时处处。在我的记忆里，他下乡检查工作，半路遇见负重的群众，只要吉普车上还有空位，总是让司机停车捎人代物。他特别重视群众来信。他说过，保康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群众有难处上访很不方便；处理好他们的来信，也是自己了解民情、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1985年，他让县委办专门建立了群众来信阅批查办登记簿，对给他的来信嘱咐办公室按照政策界限分类归口，交由部门负责处理，重要的他亲自督办处理。有一次，他收到青年农民陈永阳想发展庭院经济，却苦于找不到门路的来信后，随即批转科委负责回信，提供信息、技术，并将自己订阅的农家顾问中有关庭院经济的知识做上重点号，邮给了小陈。1986年4月，武汉大学哲学系学生王开荣致信刘代启同志，请求为他家排忧解难。王开荣是店垭区黄坪村人，其父年初病逝，其母身体多病，一弟就读初中，一弟辍学帮母种地，全家欠款1500多元，本人面临辍学危险。刘代启同志阅信后，当即打电话给店垭区委书记张敬益说，保康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决不能让王开荣同学辍学。他批示：“暂从救济款中解决500元，以后他家和他学习中的暂时困难，请民政部门给予资助。”5月29日，我随他到店垭检查工作，他带上店垭区委负责人，专程登门看望王开荣母弟三人，帮助王家研究脱贫措施，当场解决了6头仔猪和300斤化肥款，鼓励王母把王开荣培养成才。
据我的记忆，仅1985、86两年，县委办来信阅批查办登记簿就记录了刘代启同志阅办的群众来信近千件。1986年6月，襄樊日报记者张鸿志得知他认真处理群众来信的新闻线索后，专程到保康采访，想为他写篇报道。他坚决不同意写他个人，而是搬着指头列举出善于修路的区委书记张敬益、一心为民植茶的财政所长王连举、坚持义务为乡亲接生几十年的村妇女主任范延清等几个典型，并亲拟了“路”书记、“茶”所长、范医生等报道题目，让我陪鸿志同志去采访他们，在襄樊日报推出了一组“山区建设者剪影”的报道，极大地鼓舞了基层干部的士气。
六
1988年秋，刘代启同志即将调任襄樊市人大副主任，但他仍然坚持着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好作风。
那些年，金斗乡九里川村党支部带领群众艰苦创业、脱贫致富的事迹非常突出。但刘代启同志觉得村里的致富经验总结还不够到位。他带上我，到时任九里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应志家住下来，白天走村串户看矿山访富经，晚上与刘应志等村组干部促膝交谈，并一再叮嘱我，这次来总结九里川的经验，要上升到一定理论层次，执笔是你小郝，你觉得啥时候挖够了素材，我们就啥时候撤。我们在刘应志家住了两晚，搞了两天调研不算，又到乡政府住了一晚，与乡干部深入座谈，从各个侧面反复挖掘素材。
在组织材料的过程中，刘代启同志根据当时山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思考，让我着重从发挥村级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加强村级制度建设、办好村级公益事业等方面去挖掘九里川的精髓，从理论层面揭示九里川的发展真谛。由于有他精心独到的指导和现场调研迸发的真知灼见，我代为起草的九里川调查，被党政干部论坛杂志全文刊发。
在我的记忆里，这个调查报告是第一篇比较系统而理性总结九里川发展经验的文章，也是第一篇被省级刊物宣传九里川的文稿。此后，九里川成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先进典型，省、市领导多次视察推介，本、外地基层干部纷至沓来学习取经，通讯、小说、报告文学、电视剧等各种体裁的宣传铺天盖地。可以说，正是刘代启同志的深入调研，才引爆了九里川这个闻名遐迩的典型——典型需要培养，更需要用智慧去发现！
七
1997年6月，我从保康调到襄樊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在市委大院生活区，每每与已退休的刘代启同志相遇，他总是亲热地拉拉我的手，聊上一会儿，问我工作顺不顺心，爱人调动弄好没有，父母身体健康如何，那份和善与慈祥，让我十分感动。
刘代启同志退休后仍然善于学习和思考问题，始终忘不了在故乡保康近40年的工作历程。我清楚地记得，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地位）后，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结合自己在保康的工作实践，写了篇体会文章，让我给看看怎么处理。我说老书记不敢当，我到你那儿现场学习学习吧。我马上来到他家里，阅读了他的坚持求实精神，促进山区发展手稿，文章用“在不利因素中坚持求实精神，可以找到最佳发展思路；在困难环境中坚持求实精神，可以在夹缝中求发展；在普遍矛盾中坚持求实精神，可以解决好特殊矛盾”三个小标题，非常有感情地回忆了他在保康工作时，几件关涉发展大计的确立和实施的前因后果，深刻揭示了唯有坚持邓小平求实理论，山区发展才有出路的朴素道理。我读后深受教益，仅在文字上理顺了一下，推荐到市委机关刊物决策与实践发表。不久，他又写了篇保康发展小水电的经验文章让我提提建议，我再次到他家里，通过与他一起回顾保康小水电建设历程，进一步丰富了文章内容，我帮助打印后寄给地方电力管理杂志，很快也被采用。
八
在退休生活中，刘代启同志其实很注重身体保养，打太极拳、走步、禁烟少酒等等，他都做得很好；更是坚持早起早睡，不沾棋牌，身体状况一直不错。
每年，他都要回保康住上几天，走走脚下的故土，看看故乡的山水，会会老同志老部下。
2007年夏天，我对他讲，当年随他一起下乡住过的台口村，随着寺坪电站的竣工，现在已成水下世界，那里的河面宽了，山上的树密了，景色比从前更美了，什么时候让先福（时任寺坪电站工程指挥部负责人）接你去看看。他说那真得去看看。随后不久，先福接他回去了却了这个心愿。
不想，这却是他最后一次去看保康山水，最后一次到魂牵梦绕的故土亲近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向身体很好的他，因为尾脊骨炎难以痊愈而体质每况愈下，数度住院都无疗效，只至远赴山西中药医治仍然效果不佳。
自然规律，人不可拒。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无比依恋的仍然是保康故土。
老书记走了，他走过了79个春秋，静静地消失在了人世间。他已不知道自己留下了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父老乡亲、老部下及亲朋好友的痛楚追思。可是我们知道，他以他朴实、务实、扎实的人格魄力，他以他对保康默默无闻而又显著的贡献，他以他心系故土的一腔赤诚——故乡的灵山秀水骄傲地接纳了他圣洁的归魂：
2010年9月8日下午5时整，老书记的骨灰，落葬在青松翠柏掩映的保康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