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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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梅子是我的邻居小妹，她长着一副瓜子脸，五官端正，皮肤白里透红，两个眼睛闪闪发亮。她与我的妹妹同年，喜欢在我家里玩。每当她来我家玩时，我总要偷偷地多看她几眼。
梅子本不是我们村里的人，而是随母改嫁过继到我们村里来的。她的母亲郑氏，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在民国时期曾一度是个官太太，解放后，景况日下，她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样子，没人说得清。梅子的母亲嫁到我们村里来之前，曾经另外嫁过一个人，但在那里好景不长，又与那个男人分手了。她母亲能在我们村里安家，其实也是天意。当时，梅子的母亲在那边已无法立足了，就一路寻访，看哪里有合适的单身汉，想找个落家。正好访到了我家里，我母亲是个热心人，就为她与我的一位邻居牵上了线。那时，因为吃大锅饭，大家都很穷，成不起家的男子大有人在。我的那位邻居快四十岁了，以前虽然结过一次婚，但不久就离了，之后一直打单身。经我母亲一撮合，立马就成了。
郑氏生有三个女儿，来我们村里时，大女儿已有十六岁，许配了人家，带到我们村来时，只有梅子和她二姐。因为郑氏来我们村里落家，是我母亲保的媒，加之又是邻居，而梅子与我妹妹同年，她们一起上学，一起放牛、扯猪草，所以，梅子与我们家里的人来往较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的风俗，有些吃生，外来人员，往往受人欺侮，而我们家在村里可称得上是旺族，她们能与我们家结交，等于有了保护伞，所以她们自然对我家格外亲热了。
梅子来我们村里时，还只有十一、二岁，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身上穿着粗布衣服，脸色有点黄，是个很不起眼的黄毛丫头，这与她那特殊的家庭环境及清苦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来到我们村里之后，由于家庭的稳定，生活条件的改善，梅子的脸色一天一天地红润起来，身材也一天一天地丰满了，在哪里一站，真是婷婷玉立呢。
对梅子有种特别的感觉，那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务农，几乎天天可以同梅子见面，看到她那两个小辫子在我眼前幌来幌去，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时，她上山去放牛、割茅草或扯猪草，我会有意无意地与她同行，并且有事没事地与她说说话，对她有一种非常依恋的感觉。没看到她时，心里就怅然若失，好象丢了什，真有点魂不守舍。这种恋情，后来还真的演绎了我一段苦涩的初恋呢，许多情节，至今仍常常在我的梦中索回。
二
随着岁月的增长，邻居梅子出落得越来越靓丽可爱了，已不断地有人为她介绍对象。由于她母亲嫁给我的邻居时已超过了生育期，没给梅子的这位继父生得一男半女，所以，她的继父视她为己出，疼爱有加。同时放出风声，要给她招个上门女婿，以便老来有个依靠。但条件是：既要当上门女婿，又要按农村的风俗向女方过礼。因为她不是村里的同姓人，得了这个消息，本村的一些小伙子也很自然地去亲近她，希望能与她发展友谊，结为伉俪。有的人是公开追求，有的人则暗中默恋，有的人则当面打情骂俏，说荤话。这时的梅子，还只有十六、七岁，虽然已初通人事，但要谈婚论嫁，她还是含羞答答的，加之还在中学读书，因而对那些求婚者及主动亲近她的人，一直没有表露心迹。
其实，也不是梅子不把婚姻当回事，而是她的心气较高，在追求她的一帮人中，没一个真正能让她看得上眼的人。她喜欢的是那种既有才华，又诚实勤劳的青年。她的这种心思，被她母亲知道之后，又在闲聊时说给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听后，一方面是喜，因为那些追求者并没打动梅子的心，梅子的择婿标准与我的条件正相合，有可能娶她作儿媳妇；一方面是忧，因为我们家里人口太多，经济困难，娶不起象梅子这样条件好的媳妇，加之当时我家在村里的政治地位已大不如前，梅子不一定会愿意呢。尽管有这些顾虑，我母亲还是将这个意思悄悄地说给了梅子的母亲，梅子的母亲又转告给了梅子。出人意料的是，梅子竟然同意与我结亲。我虽然一直很喜欢梅子，但能与她结亲，这是我作梦也没想到过的。当母亲将这一喜讯告诉我时，我还真有点不信呢。
后来，经过媒人的撮合，我与梅子还订了个婚约。由于当时梅子还在读书，她母亲怕影响她的前途，所以不肯正式订婚，只同意发个生庚“八字”给我家，我家则向她家过个薄礼，作为收到“八字”的压礼，而且只在暗地里进行，对外都不要承认有这回事。这种作法，当时我父母也求之不得，因为上面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正在谈恋爱，家里为他的婚事，已是入不敷出了，还哪里顾得及我呢。所以，他们对女方的这个要求非常赞成，先用这个办法拖着再说。
因为梅子的母亲怕外人知道我与梅子订立婚约之事，所以要求我家选在某个吉日的晚上向她家里过礼。当时，我对这种偷偷摸摸的作法很反感，向父母提出意见，我说：“订婚是人生大事，应该光明正大地操办，这样偷偷摸摸的，我还宁肯不订这门亲事呢。”我父亲见我不同意他们的作法，就来气了，大声地训斥说：“这件事大人说了算，你要是不依我们，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见父亲发了脾气，我也不敢作声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父母不管事，是娶不到媳妇的，不说经济上没能力，就是社会舆论也不好，父母不管的人，会被人看轻，认为不是好男子，有谁愿意嫁给他呢，更何况我又爱恋着梅子，所以只好依了父母之见。
给梅子家过礼那晚，我们家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梅子和她的母亲、继父及媒人，表示正式结亲。按照当时的风俗，我们为梅子准备了两身衣服布料，还有几十元礼金，外加一套三生（鸡、鱼、肉），用一对竹蔗担子（家乡送礼的一种工具）装载。酒席过后，我父母按当时风俗将礼品呈现给梅子一家过目，她们见了礼品，感到比较满意，而后就由我挑着礼品送到了梅子家里。当时的风俗，男方向女方过礼之后，女方也要向男方表示礼节，回赠一些礼物。但是，梅子家收了我们的礼之后，没给我回赠任何礼物，哪怕是一个线头都没有，我当时很不满，感觉她家不是与我们对亲，而是在谈交易。
给梅子家过礼之后，我与梅子的关系反而不如从前了。因为怕别人知道我们订亲之事，我们在公开场合，都装作没那回事一样。两人在一起劳动时，很少说过一句话。而在家里的时候，梅子也很少与我说话，在我面前总是板着一副面孔，好象我欠了她什么。这种畸形状态下结成的婚约，为后来的不欢而散打下了伏笔。
三
与梅子订下婚约之后，虽然两个人关系总是扭扭泥泥，但我心中还是时刻关心着她、爱恋着她的。总是想着要如何地讨得她的欢喜，以便同她搞好关系。
那年的春季，我种了一块地的早辣椒，在端午节前就已结出了许多的新辣椒（这在那时的农村是很少有的），因为家里缺钱用，就摘了几十斤新辣椒到街上去卖。那天，街上卖新辣椒的人不多，我卖了个好价钱，而且很早就卖完了。因为天色还早，我又到供销社去转了一圈，看到那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却给梅子买了一块手帕和一块香皂。因为这种东西，当时在农村还货是时髦货，一般人家是不用香皂的。当我将这两样礼物悄悄送给梅子时，她很高兴地接受了，但对我也没有更多的表示。
一次，我家请梅子来作客，饭后，我妈妈从大嫂那里借了十元钱递给我，要我送给梅子。当我将母亲递过来的十元钱送给梅子时，她的脸色很难看，并顺手就把那十元钱丢到地下去了。当时，我也很火，打算不理她了。但我大嫂看到之后，又好言好语地劝了梅子一番，要她莫见怪，钱虽少了一点，但也是一个礼呀。常言道：轻重礼，长短棍，礼轻情不轻。在大嫂的劝说下，梅子又收下了那十元钱。其实，那时候的十元钱，也不算太少，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二十几元到三十多元，农村的收入更低，我们队里每个劳动日只有一角几分钱，十元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分钱呢。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们家里虽然穷，但我的人格却不容侮辱，而梅子的作法恰恰侮辱了我的人格。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去理她。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男女之间订了婚约，过年过节，女孩及其父母生日，男方都要去送礼。我与梅子之间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过年过节的礼还是不能少，只是礼品没有正式订了婚的那么重。有一次，梅子的继父过生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置办礼品，逼得没办法，我只好上山去劈了一担树蔸，挑到街上去卖了几元钱，换回了一个猪腿，送给梅子的继父过生日。为了这份礼物，我花了几天的功夫，但是，梅子家里饭都没舍得喊我吃。直到第二天，她的大姐夫来了，才喊我吃了一餐饭。我费了那么大的劲，连一餐饭都混不上，想起来真使人伤心。
在与梅子订立婚约之后，我还要为她家里兼做一些义务劳动。当时，她家里的劳动力比我家强，因此，重工夫虽然没要我做，但一些手工方面的劳动却少不了。因为我曾学会了编织竹篮之类的玩艺，所以，每年都要给她家里织几个竹篮子；我还会加工红薯粉丝，所以每年都要给梅子家里加一些薯粉；我又会酿酒，梅子家里有时也请我去酿酒。为她家里做这些事，都全义务的，从没得到过任何报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之前，梅子家里要酿过年酒，喊我去帮忙。我从洗米、煮饭，到凉饭、配饼药，再到上甑打包，在她家里忙呼了大半夜，仅喝了几口水。过了三天，我到她家里去玩时，那缸甜酒正好熟了。当时，梅子很热情，对她妈妈说：“煎甜酒吃吧。”说第一次时，她母亲假装没听见，梅子又说一次，她母亲回答说：“煎什么煎，你这么好呷，等两天就过年了，尽你呷呀！”其实，她母亲是看到我在那里，怕我吃了她们的。我心想，你们也太小气了，这甜酒本来就是我做出来的，我不来，你们也应该喊我来吃啊！更何况又不是什么稀奇物，我们家里有的是呢，要不是与你们家里订了亲，就是请我吃，我还不一定领情呢。看到她们家那个情形，我立马起身回家了。
在那个人人都吃不饱的年代，为人小气是常事，但梅子母亲的做法也太过分了。从与梅子订立婚约时起，每当过年过节，梅子及她的父母生日，我们家都要去送礼，给梅子送的衣服、鞋子也不少，可是，梅子家从来没给我送过任何礼品，哪怕是象征性的礼物布鞋、纱袜都没送过一双。因此，我对这门婚事越来越心凉。她们家这种过分小气的作法，将我与梅子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了。
四
在与梅子谈恋爱的过程中，我承受了太多的压抑。梅子对我的态度时冷时热，要说她不想跟我好，又经常要我给她们家里送礼，而且是多多益善；要说想同我好，对待我又常常是一副冷面孔，连话都很少同我说一句，更别说与她谈情说爱了，但她对我的家人又常常有说有笑。她的这种表现，使我无法猜到她究竟是什么想法，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我有时想，与其这样不冷不热的耗着，还不如分手算了，反正又没正式订婚的。但现实生活又马上否定了我的这一念头：一是我确实爱恋着她，希望与她结成百年之好；二是按照不成文的风俗，如果男方首先提出分手，送给女方的礼物就是白送了，是不可能收得回来的，我们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年长月久，送给她们家的礼物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是难以承受这一损失的；三是如果与梅子分手，要再找个象她这样条件好的女孩就很难了。因此，虽然梅子及她家人对我不冷不热，使我感到非常压抑，但我还是委曲求全，继续与她们家来往。心想，如果以后家庭条件好了，与她结婚之后，她们对我应该会好些的。
其次，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里的斗争也很激烈。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我父亲就一直被当成走资派，成为批斗的把子，我们兄弟姐妹毫无疑问地成了被歧视的对象，不仅招工、招干、推荐读书没有我们的份，就是在生产队、大队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本来我们兄弟姐妹都读了高中或初中，在队里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但连生产队记工员、出纳员或保管员的差事都混不上一个。许多人都在公开场合或背地里嘲笑我们白读了一肚子书，没一点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不有出头之日，我们自己无法估摸。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意念，那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前面的路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种政治气候，也是影响我与梅子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因为我与梅子的关系没有公开化，所以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人都是势力的，梅子与她的父母其实也在观望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她们一方面保持着与我的婚约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与别人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暗中与别人达成协议，如果与我的婚姻关系解除了，就将梅子许配给某人某人。这是梅子对我要理不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印相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梅子参加了大队的所谓文艺宣传队，我觉得那个宣传队，其实就是一些乌合之众，并没有哪个人有什么文艺才能。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出风头，在装模作样地往脸上贴金而已。有些人还心怀鬼胎，想乘机沾女孩的便宜。为此，我曾劝梅子不要去参加那个文艺宣传队。但事与愿违，她不仅没听我的劝阻，反而说我思想落后，是落后分子，想拖她的后腿。她父母也对我说：“参加文艺宣传队是好事，只要政府要她，我们就支持她，在这件事上，你不能拖她的后腿。”因为话不投机，我没与她们多理论。事实证明，我当时的说法是对的，那个所谓的文艺宣传队，排练了一个多月，也没看到他们搞过一次演出。从这件事，也看出了梅子及其家人对我与她的婚事并没抱什么希望。她们想以冷处理的方式，由我提出分手，这样，她们既没有责任，又不用偿还我们的聘礼。
三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家里共有兄弟姐妹九人，在我与梅子订立婚约时，大哥、二哥、三哥已经结婚，分开另立家庭，姐姐早已出嫁。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还有四哥、我和一个妹妹及两个弟弟，那时，四哥在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三个弟妹都还在读书，母亲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父亲因为在政治上受压制，心情很不好。因此，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大大小小，几乎都是我在操办，我就象一台机器一样，整天不停地转。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苦点、累点，我都无所谓，但这种苦和累，既换不来金钱，也得不到父母兄弟的疼爱。
最使我伤心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大嫂在我母亲面前说舌，她说梅子说我们家里做事不公平，看得四嫂（当时还没结婚）起一些，过年过节，送的礼重一些，给她们送的礼轻一些。我母亲当时就大声地说：“老四教书每个月有几元钱的补助工资，当然可以送重一些的礼，要是老五（我在家里的排行名称）也能赚得到钱，我也同意她去送重礼啊！”听了这句话，我当时跑到楼上去偷偷地哭了。母亲说的虽然是实话，但其实也是偏心呀。因为我每天从早到晚，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几乎是我一个人包起来的，一家人的吃菜，喂猪的青饲料加在一起，要是用钱来买，每天至少要一块多钱，每个月至少三、四十元，而四哥教书，每月的补贴才6元钱，算起来究竟是谁的收入高呀？我不是想同四哥比个高低，实际上每次父母给四嫂家送礼我都是很支持的。可是，父母既不把我对他们的理解当回事，又不把我的辛苦放在眼里，这就太伤我的心了。
压力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锻炼了我的意志，也促使我后来走向了独力自主之路。但我与梅子的关系，也因这些压力而越来越疏远了。
五
在我与梅子的关系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祖国大地——被废止了十几年的高考制度又恢复了！按有关文件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历届知识青年都可以报考。这一消息令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终于看到了人生路上的一线希望。
但是，希望不等于现实。要参加高考，摆在面前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知识上的难题。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学校开设的课程非常简单，学到的知识很少，加之我已离开学校将近6年，在这6年中，我一直是在与泥土打交道，很少有机会接触书本，虽然偶而看本把小说，也都是走马观花，从中学不到什么知识。因此，过去学到的一点知识，除还能识得一些中文字之外，其它的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要参加高考，知识上的缺限是最大的难题。其次是家庭经济上的难题。报名参加高考，一要交报名费，二要复习功课，要耽误时间，我当时已是10分工一天的劳动力，耽误一天，就会减少一天的收入，给贫困的家庭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三是社会舆论压力的难题。恢复高考制度时，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家庭条件好的人早已成家立业。这么大年纪还去考学校，确实有点不合时宜。考得上，那是好事，考不上，就会遭到别人的讽刺与嘲笑。因此，参不参加高考，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
摆在面前的困难虽然很多，但除此之外，我已别无出路。参加高考有可能考上，那就可以跳出农门，彻底解变自己的命运；不参加高考，就只能一生务农，终老山村。俗话说得好，人生难得几回搏。过去，我想读书，但是没有机会，现在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去搏击一回呢？经过慎重地考虑，我还是作出了参加高考的决定。我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我家里大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我母亲和大哥，极力支持我参加高考。母亲说：“只要你愿意参加高考，我会尽力支持你的，不就是耽误一些工分吗，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去读书，家里也是穷，你去读书，不过再一穷点呀。没有钱，我们大家帮你想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当时，大哥在县城里工作，听到我要参加高考的消息，想方设法，从有关人员手里为我找来了一些复习资料，亲自送回了家里。有了家人的支持，我更加坚定了参加高考的决心。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从报名到高考，中间只有一个多月，没有进行系统地复习，在考试时，面对那些考题，都是一抹黑，一个题都答不出。正如俗话说的，等于看了一场电影。考试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那次的考试，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了解到了高考的内容和范围，知道应从哪些方面去下功夫。因为我读中学时数理化成绩较好，所以第一次高考时报考了理科，但通过考试才发现，过去学的那些鸡毛蒜皮的知识，与高考的内容搭不上边，加之多年务农，已忘得一干二净，如果再次参加考试，一切都得重新学起，那就太难了。因此，在参加第一次高考之后，我调整了思路，决定改考文科。当时，我家里还保存了一套大哥在文革之前学过的中学教材，我把那些书翻了出来，将其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书籍清理了一遍，觉得有用的就放在一起，从最基础的学起。那时，我白天在生产队里出工，晚上就点上煤油灯读书，一边学，一边作记录。白天，我把记录本带在身上，工间体息的时候，我就把笔记本拿出来默读和记忆。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大有长进，因而更加增强了我再次参加高考的决心。
1978年春节之后，我原来就读的母校面向社会招收复读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征得父母同意，也去参加了复读班。开始，父母为我凑了几元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大哥又支持了我十多元钱，解决了复读的经费问题。由于在复读之前我已自学了几个月，因此，在复读班里，我的成绩已算是中上等的了，尤其是数学，在复读班里是名列前茅的。在开学之后一个多月的一次学校数学竞赛中，我取得了名列第一的好成绩，这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这个平时一点也不起眼的大龄复读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但是，在当年的高考中，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总分成绩仅仅上线，虽然填写了志愿书和政审表，但迟迟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据说又增加了一批招生指标，我又一心盼望着某个学校给我发录取通知，但盼穿了双眼，也没得到任何消息。
转眼又到了1979年的春天，录取通知书是没有希望了，我又背上行李，匆匆地赶到了母校复习，准备第三次参加高考。其时，1978年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一些同学少部分被大学录取了，大多数知难而退，另谋出路去了，还有一部分则在1978年下学期开学时就已参加了复习班。到1979年春节之后才来复习的，只有我一个人，因此，我的课程已拉下了一大截，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担心我难以考上。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我自己也真有些担心考不考得上呀。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必须硬着头皮上阵。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自己的顽强拼搏，在1979年高考前夕的预考中，我又以高分名列前茅，再一次使大家对我刮目相看。这时，我自己也松了一口气，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后来的全国统考中，我以比较轻松的心情走上了考场，考完之后，自我感觉良好，估计上线是没问题的。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分数竟然上了全国重大学分数线，至此，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感到高兴和自豪了。须知，一个中断学业从事了近七年农业劳动的人，能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这年金秋时节，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跨进了全国重点大学——湘潭大学的校门，成为一个名不副实的大学生。
后来，我在一个同学的父亲那里得知，我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员，一方面是人为，另一方面也是天意。其实，1978年高考时，论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被录取的，因为在扩招时我的分数已超过最低线10多分。之所以没被录取，是大队干部在作梗，他们在我的政审表上签了不同意我上学的意见。当时，左倾思想干预还很严重，所以没有哪个学校愿意录取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作法，从另一方面帮了我的大忙。因为，1978年充其量我只能读个专科，以后要升本科，还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周折呢！
六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梅子及其家人始终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对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在学校复习期间，她们在经济上从没给予任何支持，也没在精神上给予任何安慰和鼓励。不但没去过学校看望过我，就是我从学校回家，她们也没主动来看我，更别说送什么礼品给我了。有时梅子见到我也是不理不睬的，好象我欠了她八辈子债没还一样。
梅子及其家人的这种态度，对我的刺痛是很深的。但是，因为我确实在心里非常地爱恋着梅子，所以，尽管她们对我的态度非常冷淡，我还是想与她保持良好的关系。1978年我高考上线之后，又主动请媒人协调，与梅子及其家人联络感情，并宴请她全家吃饭，同时交换意见。梅子及其家人表面上表示很高兴，但并没有实际行动。我们两家是只隔了三间房的邻居，我家宴请她们之后，她们连要我到她家去玩的话都没说一句，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也没主动地去她家里玩。直到很久之后，她的大姐夫来了，才说要请我吃饭，那天，我正在地里播种萝卜，确实也没空，加之有点赌气，没去吃她们的饭。
1978年底，我又按当时风俗给梅子家送了年节礼，并接梅子在我家里过年。正月初一，我带着她去供销社为她买了一身衣布料子。在购买裤子布料时，因为套买省布一些，所以买了两条裤的布料，我妹妹与梅子的身材差不多，也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没穿过什么好衣服，所以我说要将一条裤的布料给我妹妹。没想到，这件事得罪了梅子，在回家的路上，她对我又是不理不睬了。回家之后，问明原因，我父母和妹妹都很大度地说，那两条裤料都给梅子好了。这时，梅子那阴沉的脸才开始转晴。
正月初二，我又挑上皮箩担子，给梅子家拜了年。按照常规，正月里拜年的礼物是不能收的，未婚女婿拜年的礼物，也只能收一半，回一半。但是，梅子家收到我送的之后，不但全部收下了，而且自作主张地将装载礼品的皮箩还给了别人。在梅子家吃过饭之后，她们没给我打发任何礼品。这种作法，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因为我当时的心思全部放在继续复习参加高考上面，所以对她们的这种作法，虽然有气，但也没去计较。正月初五，是我再次去参加高考复习班的日子，初四的晚上，梅子给我送来了她们家的送行礼品：一只秃子毛猪耳（只有耳叶的耳朵），四个生鸡蛋，大约一斤生花生。我们家里虽然穷，但给别人送礼时还从来没有这样小气过，也从没收过这样的礼品。按照我们地方风俗，为人送行的礼品，都是熟食，可以随时拿出来吃的，因此，看到这份礼品，当时气得我头都晕了。第二天，我也没去向梅子和她的家人辞行，就带上行李上学去了。
因为当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加之又给梅子和她的家里送礼，花费了一笔钱，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所以春节前在给梅子家送年节时，我曾向她们家里提出请求，希望她们能支助我一些复读经费，以便渡过难关。梅子的父母口头上应着好，但并没有行动。在我复习期间，她家一分钱都没支持过我。后来实在没钱吃伙食了，我不得不停学两天，将家里的一些农产品挑到市场上去卖了，凑了十多元钱，解决了最后两个月的伙食费。回想当的情节，梅子和她的家人对待我，简直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因为梅子和她的父母对我太冷酷了，所以高考回家之后，我没去她家里玩，相互见面时，只是打个招呼了事。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我也没去向她们报喜。而梅子也没主动来我家玩，她母亲放出话来：世上只有藤缠树，哪个见了树缠藤。意思是要我主动去上她们的门，并说给我准备了什么什么礼物。但是，我对她们家的事已算看破了，也看淡了，所以并没抱什么希望。高考复习时那样大的难关都渡过来了，现在正式考上了大学，基本上是免费的，我还愁什么呢？因此，我一直没去她们家里，正式入学时，也没去向她们辞行。
入学之后，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使我暂时忘记了从前的苦脑和忧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学习上来。但是，时间一久，我又对梅子产生了强烈的思念，尤其是看到那些活泼可爱的女同学们青春靓丽的身影时，想念梅子的心情更加迫切。到了晚上，想着这些事情常常难以入眠。但是，由于过去所受的压抑太多，使我养成了非常内向的性格，心里的感受轻易不愿向他人吐露，因为与梅子之间的隔核已太深，也不想主动地给她写信，所以，对梅子的思念也一直藏在心里。寒、暑假回家时，我本来想与梅子沟通沟通，但回到村里，见到梅子对我总是爱理不理的样子时，原来的想法又被打消了。
回到学校，我又常常会想念她。有一次，我提起笔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向她倾吐对她的思念之情，同时，也想向她作些解悉，以消除我们之间的隔核。信写好之后，我迟迟没有发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已很久没有与她沟通，甚至话都没说过一句，她对我究竟是什么想法呢，捉摸不透，如果她不想同我好，我主动找她，反而自讨没趣。二是她们家所看重的是钱财，而不是人品，如果我主动与她讲和，她们必然又要向我家索要礼物，而我当时在读书，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每年还要家里贴补一些生活费和日用开支费，根本没钱来给她们送礼。三是她们家里为人过分小气刻薄，而我们家里人比较多，人情来往也多，一旦与她成亲，将来的矛盾肯定会很多，这些矛盾，必然会影响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关系。想到这些问题，写好的那封信一直没有发出。我想，有些话，还是留到回家再说吧。
七
在我对梅子留恋的同时，也经常听到家人传来的另一种消息，梅子的父母在与院子里其他人聊天时经常放出这样的风声：“他们（指我家）又想要跟我们对亲，又不定事（指正式订婚），不知道是什么打算？想娶梅子的人多的是呢，他们要是不对亲了，也要回句话，莫耽误了我们梅子的青春！”听了这些话，我觉得不是滋味，因为不是我不想同梅子成亲，而是她们家一直没有诚意。订立婚约已几年，我们家送的礼物也不少了，可是她们家连鞋子、袜子都没给我送过一双。她们除了一味地向我家索取礼物，又为我作过什么呢？每念及此，我心里总是隐隐作痛。
虽然如此，但要我主动提出与梅子分手，还是作不到。因为一是我在内心里确实爱恋着她，愿意与她结为夫妻，共度此生；二是我们已订立婚约几年，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大家都已认可梅子是我的女友，如果我现在提出来与她与分手，别人会认为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自己考上了大学，就嫌弃农村的女友。为了向她们表明我的真心，我觉得有必要同她们进行一次面谈了。
1980年寒假回家之后，我就与梅子的婚事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说：“梅子这人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不但长像好，而且勤劳朴实，除了脾气大和比较贪财之外，也没有其它的缺点。是不是娶她为妻，由你自己做主，你想娶她，我们支持；你不想娶她，我们不强迫。”言下之意，父母还是比较喜欢她的。我说：“既然这样，那我想还是与她言归于好，继续保持与她的婚约关系。”之后，我们又通过媒人约请梅子及其父母到我家里作客，还非常慎重地约请了她家的一位堂亲和我一位德高望重的堂叔作陪，相互交换了意见，表示了我愿意与梅子保持恋爱关系的诚意。酒席上气份非常融洽，大家对我与梅子美好的未来表示了良好的祝愿。我心里也特别高兴，悬在心中已久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到了地面，并期盼着未来美好的家庭生活。
宴请梅子与她的父母之后，我心想，以我现在的身份，她们应该会对我好些了，一心盼望着她们主动请我到她家里去玩呢。那时，已接近年关时节，要我去她家玩的消息没听到，却听到了她的父母等着我给她们家送过年礼的风声。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觉得太不是滋味了，俗话说：“礼尚往来”她们家只知道一味地向我家索礼，可是从没给过我什么礼，与她们家里名为对亲，实则是金钱买卖，我对此非常反感。但是，仔细想一想，她们家之所这样做，最主要的愿因，还是她们对我没有诚意，也就是对我不信任，认为把钱物花在我身上，可能是白花了的。我和我家人的诚意，换来的是她们的不信任。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为此，我决心要揭穿她们的庐山真面貌。
在接近春节前两天的夜晚，我吃过晚饭之后去了梅子的家里。当时，她的父母还在灶堂边烤火，看到我去了，告诉我说，梅子已经睡了。我说有一件事想同她商量，她们说，那你就到床边去说吧。我来到她的床边，她也没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好象不太正常，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一直对我不信任：过去，我在家里务农，你们不信任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出息，之所以同我订亲，是碍于从前我们家对你们好的面子，因此，对我总是若即若离；现在，我考上了大学，有了光明前途，你们还是不信任我，认为我不是真心想跟你好。我认为，婚姻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才能长久；象你们这样对我不信任，我们就没必要继续保持下去了，与其将来闹矛盾，还不如现在好说好散。梅子说：你现在是大学生，我是个农民，你不想同我好就算了，还说那么多干什么？我说：不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就不要你了，而是你们实在不信任我，那我们继续交往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可以发誓，永远都不会说不要你这句话，但你们必须信任我。梅子说：那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再答复你。
与梅子谈话之后回到家里，我将自己的想法及与梅子谈话的情况告诉了父母，父母都同意我的看法。第二天早晨，我说要把梅子的生庚“八字”退了回去，父母说要退你自己去退吧，我们不好开这个口。我说，我自己上门去退“八字”也不好啊。这时，恰巧有个表兄在我们家里玩，他自告奋勇地说：这个差事就交给我，保证完成任务。我当时想，如果她们家真心要与我成亲，肯定不会同意我们退“八字”的，一定会找上门来同我父母论理，到时，再收回“八字”并说明我们的意见也无何不可；如果她们没有找上门来论理，就说明她们没有与我成亲的诚意，我们主动退了“八字”她们求之不得呢。如我所料，我那位表兄把“八字”退过去之后，梅子及其父母没有一个人来我们家里论理。事实说明，我对她们的心思的推测是完全准确的。
八
我将梅子的生庚“八字”退回去之后，仅相隔一天时间，就听到了她家里鞭炮响，出门一看，原来是梅子又许配了新郎，那天正式订婚呢！这真是天方夜谈，前几天还在我家里吃了酒席，我们家刚刚退了“八字”她们马上就订婚了，这说明她们是早已协商好了的，难怪对我是那样地冷谈呢。
当时，我母亲对她们的作法大为反感，认为她们既然已与别人协商好了，要与别人成亲，那还来假仁假义与我们周旋干什么呢，这不明明是在捉弄我们吗？所以，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气冲冲地跑到了梅子家论理，要她们陪偿我们家几年来所送的礼物。梅子的母亲新对了亲家，以为得了靠山，也毫不相让，与我母亲对骂起来。见此情景，我上前去劝说母亲算了，别与她们一般见识。既然她们早就不想同我成亲，而且早已与别人暗中通好了，只是我们被蒙在鼓里而已，现在人都没有了，还靠那些礼物干什么呀？在我的劝说下，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
说实在话，当时我退“八字”并不是真的不想要她，而是对她们家的那种作法太气愤不过了，想用这种方法来激将她们。我想，只要她们来我家论理，就说明她们还有与我成亲的诚意，相互交换意见之后，仍然可以言归于好的，而且我也是真心真意想与梅子成亲的。没想到，我这么一激将，她们马上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原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自作多情，她们根本没当一回事呢！当时，我心里虽然非常气愤，但既然她们早已没有了诚意，我又何必呢？想到能了却我的一份心事，也就释然了。
没想到，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梅子及其父母见我母亲到她们家去吵闹，自觉理亏，因此，主动提出了要与新结的亲家脱离关系，又要与我们重归于好。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很爱恋着梅子的，以个人感情而论，与她重归于好也是可以的。但一个事实不容我再做出这种选择，那就是梅子已经在那个新郎家里住了一个晚上，虽然不一定与那个人同过房，但在我的观念里，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退还“八字”之后只相隔一天的时间，在没有通过任何见证人的情况下，她就进了别人的家，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再就是人生的路长得很，即使与她成了亲，难免不会发生矛盾，象她这样，一有矛盾就往别人家里走，那又成何体统呢？所以，既然她已另有所爱，我也没必要再与她结亲了。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因此，我只能忍痛割爱，放弃了与梅子的亲事。并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过去送给梅子及她家里的礼物，也不要她们赔了。假如以前我没有谈对象，那些东西也没有了，现在她们既然不想退，我们又何必强求呢。常言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过去她们同意与我们家里结亲是好事；现在不想同我们结亲了，也不要为了那点东西而成仇家呀！在我的劝说下，父母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家放弃了向她们追回礼品的打算。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不再向她们追索所送礼物的时候，梅子及其父母竟然又真的把新结的亲事退了，并一再表示要继续与我结亲。面对这种情况，我一方面明确表示，与她结亲已不可能，因为我无法接受她们那种出尔反尔的作法；另一方面又劝说她们不要将婚姻当儿戏，今天想同谁好就同谁好，明天不想同谁好了，又可以同另一个人好，对于再次退婚之事，必须慎重行事。但梅子对我的话似乎没听进去，依然退了新结的亲事，并说要等我大学毕业之后同我结婚，而且还多次干扰我找对象，扬言要到学校去告我的状。
我对她们的这种作法虽然很反感，但除了向她们表明自己的态度之外，也无可奈何。由于她们自己理亏，口头上虽然说要告我，但实际上也没有行动。就这样拖了一年多之后，在我已有了明确的对象时，梅子又在我们本生产队择了一门亲事，并很快就与那人结婚，从而彻底地与我分手了。
九
梅子结婚之后，与我彻底脱离了关系，我也在半年之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梅子的倩影却常常会进入我的梦乡，这是我们分手之前没有过的现象。
梦中的情景，与以前的情景完全相反。以前我同梅子谈对象时，她对待我的家人好象还比较热情，但对我的态度基本上是冷若冰霜。她与我的家人在一起时，常常是谈笑风生，笑声甜美，说话声音清脆；可是与我说话时，总是冷冰冰的。而梦中的梅子，对我却非常地依恋，表情文静，雍容大方。梦中的场景，则主要是梅子要与我结婚。记得第一次梦见她的情景是：那天我回家探望父母，正在帮助父母作家务事时，梅子来到我们家里，要我到她家里去玩。当我来到梅子家里时，只见琳琅满目，摆满了嫁妆，新床、新被、新柜子、新桌椅等，一应俱全。梅子指着那些嫁妆对我说：“老五，你对这些嫁妆还满意吧？”这时，我的头脑非常清醒地对她说：“梅子，你的这些嫁妆是很不错，可惜，我没这份福气来享受，因为我已经结婚成家，不可能与现在的妻子离了婚再来与你结婚，所以，只能谢谢你的好意了。”这时，梅子也是十分的无奈，我的美梦也在这无奈之中惊了醒来。
梅子要同我结婚的梦，每隔一至二年就会做一次。梦中的情景，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内容大体相同，每次都是她主动要求与我结婚，并且做好了结婚的各种准备，而我总是以自己已经结婚成家为由，回绝了她的要求。梅子面对这一事实，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婚事已是不可能的了。梦中的梅子，显得非常文静而有涵养，丝毫没有了过去的那种骄气，与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人是不是有前世今生，我无法确定。但我在梦中常与梅子相见的事，使我感悟到一个道理，人世间的婚姻，确实是天意所定的缘分，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两个人，要想结成夫妻，不但要有缘，而且要有分。我同梅子虽然有缘，但没有分，我们本来是互不相识的两个人，由于她母亲的婚姻而使我们不仅相识，而且成了天天可以见面的邻居；在我们初通人事之时，又互相产生了好感和爱慕之情，并订立了婚约，论缘，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但是，我们没有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我的家庭困境，限制了我们的感情向前发展，尤其是梅子的父母，一味地以金钱作为衡量婚姻关系的标准，进一步制约了我们的感情，她们那种过分小气的作法，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从而使我们的关系一直停留不前，甚至一步步地倒退，最终导致分手。
我与梅子虽然分手了，但她却常常回到了我的梦中，这说明我对梅子的感情是真挚的，同时，我相信梅子对我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但是，由于受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们终究没能成亲。每当我梦见梅子之后，就会回想起与她那一段苦涩的初恋，我们之所以没能成亲，完全是天意：那时，如果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那样地复杂，梅子及其父母对我的态度肯定会好得多，我与她们之间不仅不会产生隔核，而且会感情一日比一日加深；如果当时我的上面不是有个哥哥正在谈恋爱，父母也不会把我的婚事放在一边，顾此失彼，从而陷入了僵局；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也没有机会奔波自己的前途，那么，虽然与梅子的关系不是很和睦，但最终还是会结为夫妻的；如果梅子的父母不是过分地小气，在我们订立婚约的几年之中，哪怕她们只是象征性地送给了我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我也会视若珍宝，并尽力维持好与梅子的婚姻。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如果，都是不可变更的事实，所以，我与梅子的婚姻，是局定不能成功的。
我与梅子分手已经20多年了，虽然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很少见面，因为我参加工作之后很少回老家，有时回去了，也没能与她见面。算起来，我已有十几年没见到过她了，现在，她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她也快要做奶奶了呢。不知道她是不是也会常在梦中与我相见呢？有机会，我真想去问问她。
一
梅子是我的邻居小妹，她长着一副瓜子脸，五官端正，皮肤白里透红，两个眼睛闪闪发亮。她与我的妹妹同年，喜欢在我家里玩。每当她来我家玩时，我总要偷偷地多看她几眼。
梅子本不是我们村里的人，而是随母改嫁过继到我们村里来的。她的母亲郑氏，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在民国时期曾一度是个官太太，解放后，景况日下，她的亲生父亲究竟是什么样子，没人说得清。梅子的母亲嫁到我们村里来之前，曾经另外嫁过一个人，但在那里好景不长，又与那个男人分手了。她母亲能在我们村里安家，其实也是天意。当时，梅子的母亲在那边已无法立足了，就一路寻访，看哪里有合适的单身汉，想找个落家。正好访到了我家里，我母亲是个热心人，就为她与我的一位邻居牵上了线。那时，因为吃大锅饭，大家都很穷，成不起家的男子大有人在。我的那位邻居快四十岁了，以前虽然结过一次婚，但不久就离了，之后一直打单身。经我母亲一撮合，立马就成了。
郑氏生有三个女儿，来我们村里时，大女儿已有十六岁，许配了人家，带到我们村来时，只有梅子和她二姐。因为郑氏来我们村里落家，是我母亲保的媒，加之又是邻居，而梅子与我妹妹同年，她们一起上学，一起放牛、扯猪草，所以，梅子与我们家里的人来往较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的风俗，有些吃生，外来人员，往往受人欺侮，而我们家在村里可称得上是旺族，她们能与我们家结交，等于有了保护伞，所以她们自然对我家格外亲热了。
梅子来我们村里时，还只有十一、二岁，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身上穿着粗布衣服，脸色有点黄，是个很不起眼的黄毛丫头，这与她那特殊的家庭环境及清苦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来到我们村里之后，由于家庭的稳定，生活条件的改善，梅子的脸色一天一天地红润起来，身材也一天一天地丰满了，在哪里一站，真是婷婷玉立呢。
对梅子有种特别的感觉，那是我高中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务农，几乎天天可以同梅子见面，看到她那两个小辫子在我眼前幌来幌去，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时，她上山去放牛、割茅草或扯猪草，我会有意无意地与她同行，并且有事没事地与她说说话，对她有一种非常依恋的感觉。没看到她时，心里就怅然若失，好象丢了什，真有点魂不守舍。这种恋情，后来还真的演绎了我一段苦涩的初恋呢，许多情节，至今仍常常在我的梦中索回。
二
随着岁月的增长，邻居梅子出落得越来越靓丽可爱了，已不断地有人为她介绍对象。由于她母亲嫁给我的邻居时已超过了生育期，没给梅子的这位继父生得一男半女，所以，她的继父视她为己出，疼爱有加。同时放出风声，要给她招个上门女婿，以便老来有个依靠。但条件是：既要当上门女婿，又要按农村的风俗向女方过礼。因为她不是村里的同姓人，得了这个消息，本村的一些小伙子也很自然地去亲近她，希望能与她发展友谊，结为伉俪。有的人是公开追求，有的人则暗中默恋，有的人则当面打情骂俏，说荤话。这时的梅子，还只有十六、七岁，虽然已初通人事，但要谈婚论嫁，她还是含羞答答的，加之还在中学读书，因而对那些求婚者及主动亲近她的人，一直没有表露心迹。
其实，也不是梅子不把婚姻当回事，而是她的心气较高，在追求她的一帮人中，没一个真正能让她看得上眼的人。她喜欢的是那种既有才华，又诚实勤劳的青年。她的这种心思，被她母亲知道之后，又在闲聊时说给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听后，一方面是喜，因为那些追求者并没打动梅子的心，梅子的择婿标准与我的条件正相合，有可能娶她作儿媳妇；一方面是忧，因为我们家里人口太多，经济困难，娶不起象梅子这样条件好的媳妇，加之当时我家在村里的政治地位已大不如前，梅子不一定会愿意呢。尽管有这些顾虑，我母亲还是将这个意思悄悄地说给了梅子的母亲，梅子的母亲又转告给了梅子。出人意料的是，梅子竟然同意与我结亲。我虽然一直很喜欢梅子，但能与她结亲，这是我作梦也没想到过的。当母亲将这一喜讯告诉我时，我还真有点不信呢。
后来，经过媒人的撮合，我与梅子还订了个婚约。由于当时梅子还在读书，她母亲怕影响她的前途，所以不肯正式订婚，只同意发个生庚“八字”给我家，我家则向她家过个薄礼，作为收到“八字”的压礼，而且只在暗地里进行，对外都不要承认有这回事。这种作法，当时我父母也求之不得，因为上面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正在谈恋爱，家里为他的婚事，已是入不敷出了，还哪里顾得及我呢。所以，他们对女方的这个要求非常赞成，先用这个办法拖着再说。
因为梅子的母亲怕外人知道我与梅子订立婚约之事，所以要求我家选在某个吉日的晚上向她家里过礼。当时，我对这种偷偷摸摸的作法很反感，向父母提出意见，我说：“订婚是人生大事，应该光明正大地操办，这样偷偷摸摸的，我还宁肯不订这门亲事呢。”我父亲见我不同意他们的作法，就来气了，大声地训斥说：“这件事大人说了算，你要是不依我们，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见父亲发了脾气，我也不敢作声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父母不管事，是娶不到媳妇的，不说经济上没能力，就是社会舆论也不好，父母不管的人，会被人看轻，认为不是好男子，有谁愿意嫁给他呢，更何况我又爱恋着梅子，所以只好依了父母之见。
给梅子家过礼那晚，我们家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梅子和她的母亲、继父及媒人，表示正式结亲。按照当时的风俗，我们为梅子准备了两身衣服布料，还有几十元礼金，外加一套三生（鸡、鱼、肉），用一对竹蔗担子（家乡送礼的一种工具）装载。酒席过后，我父母按当时风俗将礼品呈现给梅子一家过目，她们见了礼品，感到比较满意，而后就由我挑着礼品送到了梅子家里。当时的风俗，男方向女方过礼之后，女方也要向男方表示礼节，回赠一些礼物。但是，梅子家收了我们的礼之后，没给我回赠任何礼物，哪怕是一个线头都没有，我当时很不满，感觉她家不是与我们对亲，而是在谈交易。
给梅子家过礼之后，我与梅子的关系反而不如从前了。因为怕别人知道我们订亲之事，我们在公开场合，都装作没那回事一样。两人在一起劳动时，很少说过一句话。而在家里的时候，梅子也很少与我说话，在我面前总是板着一副面孔，好象我欠了她什么。这种畸形状态下结成的婚约，为后来的不欢而散打下了伏笔。
三
与梅子订下婚约之后，虽然两个人关系总是扭扭泥泥，但我心中还是时刻关心着她、爱恋着她的。总是想着要如何地讨得她的欢喜，以便同她搞好关系。
那年的春季，我种了一块地的早辣椒，在端午节前就已结出了许多的新辣椒（这在那时的农村是很少有的），因为家里缺钱用，就摘了几十斤新辣椒到街上去卖。那天，街上卖新辣椒的人不多，我卖了个好价钱，而且很早就卖完了。因为天色还早，我又到供销社去转了一圈，看到那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却给梅子买了一块手帕和一块香皂。因为这种东西，当时在农村还货是时髦货，一般人家是不用香皂的。当我将这两样礼物悄悄送给梅子时，她很高兴地接受了，但对我也没有更多的表示。
一次，我家请梅子来作客，饭后，我妈妈从大嫂那里借了十元钱递给我，要我送给梅子。当我将母亲递过来的十元钱送给梅子时，她的脸色很难看，并顺手就把那十元钱丢到地下去了。当时，我也很火，打算不理她了。但我大嫂看到之后，又好言好语地劝了梅子一番，要她莫见怪，钱虽少了一点，但也是一个礼呀。常言道：轻重礼，长短棍，礼轻情不轻。在大嫂的劝说下，梅子又收下了那十元钱。其实，那时候的十元钱，也不算太少，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有二十几元到三十多元，农村的收入更低，我们队里每个劳动日只有一角几分钱，十元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分钱呢。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们家里虽然穷，但我的人格却不容侮辱，而梅子的作法恰恰侮辱了我的人格。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去理她。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男女之间订了婚约，过年过节，女孩及其父母生日，男方都要去送礼。我与梅子之间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过年过节的礼还是不能少，只是礼品没有正式订了婚的那么重。有一次，梅子的继父过生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置办礼品，逼得没办法，我只好上山去劈了一担树蔸，挑到街上去卖了几元钱，换回了一个猪腿，送给梅子的继父过生日。为了这份礼物，我花了几天的功夫，但是，梅子家里饭都没舍得喊我吃。直到第二天，她的大姐夫来了，才喊我吃了一餐饭。我费了那么大的劲，连一餐饭都混不上，想起来真使人伤心。
在与梅子订立婚约之后，我还要为她家里兼做一些义务劳动。当时，她家里的劳动力比我家强，因此，重工夫虽然没要我做，但一些手工方面的劳动却少不了。因为我曾学会了编织竹篮之类的玩艺，所以，每年都要给她家里织几个竹篮子；我还会加工红薯粉丝，所以每年都要给梅子家里加一些薯粉；我又会酿酒，梅子家里有时也请我去酿酒。为她家里做这些事，都全义务的，从没得到过任何报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的大年三十之前，梅子家里要酿过年酒，喊我去帮忙。我从洗米、煮饭，到凉饭、配饼药，再到上甑打包，在她家里忙呼了大半夜，仅喝了几口水。过了三天，我到她家里去玩时，那缸甜酒正好熟了。当时，梅子很热情，对她妈妈说：“煎甜酒吃吧。”说第一次时，她母亲假装没听见，梅子又说一次，她母亲回答说：“煎什么煎，你这么好呷，等两天就过年了，尽你呷呀！”其实，她母亲是看到我在那里，怕我吃了她们的。我心想，你们也太小气了，这甜酒本来就是我做出来的，我不来，你们也应该喊我来吃啊！更何况又不是什么稀奇物，我们家里有的是呢，要不是与你们家里订了亲，就是请我吃，我还不一定领情呢。看到她们家那个情形，我立马起身回家了。
在那个人人都吃不饱的年代，为人小气是常事，但梅子母亲的做法也太过分了。从与梅子订立婚约时起，每当过年过节，梅子及她的父母生日，我们家都要去送礼，给梅子送的衣服、鞋子也不少，可是，梅子家从来没给我送过任何礼品，哪怕是象征性的礼物布鞋、纱袜都没送过一双。因此，我对这门婚事越来越心凉。她们家这种过分小气的作法，将我与梅子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了。
四
在与梅子谈恋爱的过程中，我承受了太多的压抑。梅子对我的态度时冷时热，要说她不想跟我好，又经常要我给她们家里送礼，而且是多多益善；要说想同我好，对待我又常常是一副冷面孔，连话都很少同我说一句，更别说与她谈情说爱了，但她对我的家人又常常有说有笑。她的这种表现，使我无法猜到她究竟是什么想法，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我有时想，与其这样不冷不热的耗着，还不如分手算了，反正又没正式订婚的。但现实生活又马上否定了我的这一念头：一是我确实爱恋着她，希望与她结成百年之好；二是按照不成文的风俗，如果男方首先提出分手，送给女方的礼物就是白送了，是不可能收得回来的，我们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年长月久，送给她们家的礼物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条件，是难以承受这一损失的；三是如果与梅子分手，要再找个象她这样条件好的女孩就很难了。因此，虽然梅子及她家人对我不冷不热，使我感到非常压抑，但我还是委曲求全，继续与她们家来往。心想，如果以后家庭条件好了，与她结婚之后，她们对我应该会好些的。
其次，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也很大。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里的斗争也很激烈。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我父亲就一直被当成走资派，成为批斗的把子，我们兄弟姐妹毫无疑问地成了被歧视的对象，不仅招工、招干、推荐读书没有我们的份，就是在生产队、大队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本来我们兄弟姐妹都读了高中或初中，在队里算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但连生产队记工员、出纳员或保管员的差事都混不上一个。许多人都在公开场合或背地里嘲笑我们白读了一肚子书，没一点用。看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不有出头之日，我们自己无法估摸。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意念，那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前面的路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种政治气候，也是影响我与梅子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因为我与梅子的关系没有公开化，所以追求她的还大有人在。人都是势力的，梅子与她的父母其实也在观望着政治风云的变化。她们一方面保持着与我的婚约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与别人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暗中与别人达成协议，如果与我的婚姻关系解除了，就将梅子许配给某人某人。这是梅子对我要理不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印相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梅子参加了大队的所谓文艺宣传队，我觉得那个宣传队，其实就是一些乌合之众，并没有哪个人有什么文艺才能。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出风头，在装模作样地往脸上贴金而已。有些人还心怀鬼胎，想乘机沾女孩的便宜。为此，我曾劝梅子不要去参加那个文艺宣传队。但事与愿违，她不仅没听我的劝阻，反而说我思想落后，是落后分子，想拖她的后腿。她父母也对我说：“参加文艺宣传队是好事，只要政府要她，我们就支持她，在这件事上，你不能拖她的后腿。”因为话不投机，我没与她们多理论。事实证明，我当时的说法是对的，那个所谓的文艺宣传队，排练了一个多月，也没看到他们搞过一次演出。从这件事，也看出了梅子及其家人对我与她的婚事并没抱什么希望。她们想以冷处理的方式，由我提出分手，这样，她们既没有责任，又不用偿还我们的聘礼。
三是来自家庭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家里共有兄弟姐妹九人，在我与梅子订立婚约时，大哥、二哥、三哥已经结婚，分开另立家庭，姐姐早已出嫁。与父母一起生活的还有四哥、我和一个妹妹及两个弟弟，那时，四哥在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三个弟妹都还在读书，母亲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父亲因为在政治上受压制，心情很不好。因此，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大大小小，几乎都是我在操办，我就象一台机器一样，整天不停地转。在那样的艰苦的条件下，苦点、累点，我都无所谓，但这种苦和累，既换不来金钱，也得不到父母兄弟的疼爱。
最使我伤心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大嫂在我母亲面前说舌，她说梅子说我们家里做事不公平，看得四嫂（当时还没结婚）起一些，过年过节，送的礼重一些，给她们送的礼轻一些。我母亲当时就大声地说：“老四教书每个月有几元钱的补助工资，当然可以送重一些的礼，要是老五（我在家里的排行名称）也能赚得到钱，我也同意她去送重礼啊！”听了这句话，我当时跑到楼上去偷偷地哭了。母亲说的虽然是实话，但其实也是偏心呀。因为我每天从早到晚，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几乎是我一个人包起来的，一家人的吃菜，喂猪的青饲料加在一起，要是用钱来买，每天至少要一块多钱，每个月至少三、四十元，而四哥教书，每月的补贴才6元钱，算起来究竟是谁的收入高呀？我不是想同四哥比个高低，实际上每次父母给四嫂家送礼我都是很支持的。可是，父母既不把我对他们的理解当回事，又不把我的辛苦放在眼里，这就太伤我的心了。
压力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锻炼了我的意志，也促使我后来走向了独力自主之路。但我与梅子的关系，也因这些压力而越来越疏远了。
五
在我与梅子的关系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祖国大地——被废止了十几年的高考制度又恢复了！按有关文件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历届知识青年都可以报考。这一消息令我激动不已，因为我终于看到了人生路上的一线希望。
但是，希望不等于现实。要参加高考，摆在面前的问题一大堆：首先是知识上的难题。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学校开设的课程非常简单，学到的知识很少，加之我已离开学校将近6年，在这6年中，我一直是在与泥土打交道，很少有机会接触书本，虽然偶而看本把小说，也都是走马观花，从中学不到什么知识。因此，过去学到的一点知识，除还能识得一些中文字之外，其它的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要参加高考，知识上的缺限是最大的难题。其次是家庭经济上的难题。报名参加高考，一要交报名费，二要复习功课，要耽误时间，我当时已是10分工一天的劳动力，耽误一天，就会减少一天的收入，给贫困的家庭经济带来更大的困难。三是社会舆论压力的难题。恢复高考制度时，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家庭条件好的人早已成家立业。这么大年纪还去考学校，确实有点不合时宜。考得上，那是好事，考不上，就会遭到别人的讽刺与嘲笑。因此，参不参加高考，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
摆在面前的困难虽然很多，但除此之外，我已别无出路。参加高考有可能考上，那就可以跳出农门，彻底解变自己的命运；不参加高考，就只能一生务农，终老山村。俗话说得好，人生难得几回搏。过去，我想读书，但是没有机会，现在有了机会，为什么不去搏击一回呢？经过慎重地考虑，我还是作出了参加高考的决定。我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我家里大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我母亲和大哥，极力支持我参加高考。母亲说：“只要你愿意参加高考，我会尽力支持你的，不就是耽误一些工分吗，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去读书，家里也是穷，你去读书，不过再一穷点呀。没有钱，我们大家帮你想办法，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当时，大哥在县城里工作，听到我要参加高考的消息，想方设法，从有关人员手里为我找来了一些复习资料，亲自送回了家里。有了家人的支持，我更加坚定了参加高考的决心。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从报名到高考，中间只有一个多月，没有进行系统地复习，在考试时，面对那些考题，都是一抹黑，一个题都答不出。正如俗话说的，等于看了一场电影。考试失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那次的考试，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了解到了高考的内容和范围，知道应从哪些方面去下功夫。因为我读中学时数理化成绩较好，所以第一次高考时报考了理科，但通过考试才发现，过去学的那些鸡毛蒜皮的知识，与高考的内容搭不上边，加之多年务农，已忘得一干二净，如果再次参加考试，一切都得重新学起，那就太难了。因此，在参加第一次高考之后，我调整了思路，决定改考文科。当时，我家里还保存了一套大哥在文革之前学过的中学教材，我把那些书翻了出来，将其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书籍清理了一遍，觉得有用的就放在一起，从最基础的学起。那时，我白天在生产队里出工，晚上就点上煤油灯读书，一边学，一边作记录。白天，我把记录本带在身上，工间体息的时候，我就把笔记本拿出来默读和记忆。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大有长进，因而更加增强了我再次参加高考的决心。
1978年春节之后，我原来就读的母校面向社会招收复读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征得父母同意，也去参加了复读班。开始，父母为我凑了几元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大哥又支持了我十多元钱，解决了复读的经费问题。由于在复读之前我已自学了几个月，因此，在复读班里，我的成绩已算是中上等的了，尤其是数学，在复读班里是名列前茅的。在开学之后一个多月的一次学校数学竞赛中，我取得了名列第一的好成绩，这时，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这个平时一点也不起眼的大龄复读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但是，在当年的高考中，由于心情过分紧张，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总分成绩仅仅上线，虽然填写了志愿书和政审表，但迟迟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来，据说又增加了一批招生指标，我又一心盼望着某个学校给我发录取通知，但盼穿了双眼，也没得到任何消息。
转眼又到了1979年的春天，录取通知书是没有希望了，我又背上行李，匆匆地赶到了母校复习，准备第三次参加高考。其时，1978年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一些同学少部分被大学录取了，大多数知难而退，另谋出路去了，还有一部分则在1978年下学期开学时就已参加了复习班。到1979年春节之后才来复习的，只有我一个人，因此，我的课程已拉下了一大截，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担心我难以考上。面对这一严峻的事实，我自己也真有些担心考不考得上呀。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必须硬着头皮上阵。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自己的顽强拼搏，在1979年高考前夕的预考中，我又以高分名列前茅，再一次使大家对我刮目相看。这时，我自己也松了一口气，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在后来的全国统考中，我以比较轻松的心情走上了考场，考完之后，自我感觉良好，估计上线是没问题的。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分数竟然上了全国重大学分数线，至此，我终于可以为自己感到高兴和自豪了。须知，一个中断学业从事了近七年农业劳动的人，能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这年金秋时节，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跨进了全国重点大学——湘潭大学的校门，成为一个名不副实的大学生。
后来，我在一个同学的父亲那里得知，我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员，一方面是人为，另一方面也是天意。其实，1978年高考时，论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被录取的，因为在扩招时我的分数已超过最低线10多分。之所以没被录取，是大队干部在作梗，他们在我的政审表上签了不同意我上学的意见。当时，左倾思想干预还很严重，所以没有哪个学校愿意录取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作法，从另一方面帮了我的大忙。因为，1978年充其量我只能读个专科，以后要升本科，还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周折呢！
六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梅子及其家人始终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对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在学校复习期间，她们在经济上从没给予任何支持，也没在精神上给予任何安慰和鼓励。不但没去过学校看望过我，就是我从学校回家，她们也没主动来看我，更别说送什么礼品给我了。有时梅子见到我也是不理不睬的，好象我欠了她八辈子债没还一样。
梅子及其家人的这种态度，对我的刺痛是很深的。但是，因为我确实在心里非常地爱恋着梅子，所以，尽管她们对我的态度非常冷淡，我还是想与她保持良好的关系。1978年我高考上线之后，又主动请媒人协调，与梅子及其家人联络感情，并宴请她全家吃饭，同时交换意见。梅子及其家人表面上表示很高兴，但并没有实际行动。我们两家是只隔了三间房的邻居，我家宴请她们之后，她们连要我到她家去玩的话都没说一句，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也没主动地去她家里玩。直到很久之后，她的大姐夫来了，才说要请我吃饭，那天，我正在地里播种萝卜，确实也没空，加之有点赌气，没去吃她们的饭。
1978年底，我又按当时风俗给梅子家送了年节礼，并接梅子在我家里过年。正月初一，我带着她去供销社为她买了一身衣布料子。在购买裤子布料时，因为套买省布一些，所以买了两条裤的布料，我妹妹与梅子的身材差不多，也是20多岁的大姑娘了，没穿过什么好衣服，所以我说要将一条裤的布料给我妹妹。没想到，这件事得罪了梅子，在回家的路上，她对我又是不理不睬了。回家之后，问明原因，我父母和妹妹都很大度地说，那两条裤料都给梅子好了。这时，梅子那阴沉的脸才开始转晴。
正月初二，我又挑上皮箩担子，给梅子家拜了年。按照常规，正月里拜年的礼物是不能收的，未婚女婿拜年的礼物，也只能收一半，回一半。但是，梅子家收到我送的之后，不但全部收下了，而且自作主张地将装载礼品的皮箩还给了别人。在梅子家吃过饭之后，她们没给我打发任何礼品。这种作法，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因为我当时的心思全部放在继续复习参加高考上面，所以对她们的这种作法，虽然有气，但也没去计较。正月初五，是我再次去参加高考复习班的日子，初四的晚上，梅子给我送来了她们家的送行礼品：一只秃子毛猪耳（只有耳叶的耳朵），四个生鸡蛋，大约一斤生花生。我们家里虽然穷，但给别人送礼时还从来没有这样小气过，也从没收过这样的礼品。按照我们地方风俗，为人送行的礼品，都是熟食，可以随时拿出来吃的，因此，看到这份礼品，当时气得我头都晕了。第二天，我也没去向梅子和她的家人辞行，就带上行李上学去了。
因为当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加之又给梅子和她的家里送礼，花费了一笔钱，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所以春节前在给梅子家送年节时，我曾向她们家里提出请求，希望她们能支助我一些复读经费，以便渡过难关。梅子的父母口头上应着好，但并没有行动。在我复习期间，她家一分钱都没支持过我。后来实在没钱吃伙食了，我不得不停学两天，将家里的一些农产品挑到市场上去卖了，凑了十多元钱，解决了最后两个月的伙食费。回想当的情节，梅子和她的家人对待我，简直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因为梅子和她的父母对我太冷酷了，所以高考回家之后，我没去她家里玩，相互见面时，只是打个招呼了事。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我也没去向她们报喜。而梅子也没主动来我家玩，她母亲放出话来：世上只有藤缠树，哪个见了树缠藤。意思是要我主动去上她们的门，并说给我准备了什么什么礼物。但是，我对她们家的事已算看破了，也看淡了，所以并没抱什么希望。高考复习时那样大的难关都渡过来了，现在正式考上了大学，基本上是免费的，我还愁什么呢？因此，我一直没去她们家里，正式入学时，也没去向她们辞行。
入学之后，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使我暂时忘记了从前的苦脑和忧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学习上来。但是，时间一久，我又对梅子产生了强烈的思念，尤其是看到那些活泼可爱的女同学们青春靓丽的身影时，想念梅子的心情更加迫切。到了晚上，想着这些事情常常难以入眠。但是，由于过去所受的压抑太多，使我养成了非常内向的性格，心里的感受轻易不愿向他人吐露，因为与梅子之间的隔核已太深，也不想主动地给她写信，所以，对梅子的思念也一直藏在心里。寒、暑假回家时，我本来想与梅子沟通沟通，但回到村里，见到梅子对我总是爱理不理的样子时，原来的想法又被打消了。
回到学校，我又常常会想念她。有一次，我提起笔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向她倾吐对她的思念之情，同时，也想向她作些解悉，以消除我们之间的隔核。信写好之后，我迟迟没有发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已很久没有与她沟通，甚至话都没说过一句，她对我究竟是什么想法呢，捉摸不透，如果她不想同我好，我主动找她，反而自讨没趣。二是她们家所看重的是钱财，而不是人品，如果我主动与她讲和，她们必然又要向我家索要礼物，而我当时在读书，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每年还要家里贴补一些生活费和日用开支费，根本没钱来给她们送礼。三是她们家里为人过分小气刻薄，而我们家里人比较多，人情来往也多，一旦与她成亲，将来的矛盾肯定会很多，这些矛盾，必然会影响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关系。想到这些问题，写好的那封信一直没有发出。我想，有些话，还是留到回家再说吧。
七
在我对梅子留恋的同时，也经常听到家人传来的另一种消息，梅子的父母在与院子里其他人聊天时经常放出这样的风声：“他们（指我家）又想要跟我们对亲，又不定事（指正式订婚），不知道是什么打算？想娶梅子的人多的是呢，他们要是不对亲了，也要回句话，莫耽误了我们梅子的青春！”听了这些话，我觉得不是滋味，因为不是我不想同梅子成亲，而是她们家一直没有诚意。订立婚约已几年，我们家送的礼物也不少了，可是她们家连鞋子、袜子都没给我送过一双。她们除了一味地向我家索取礼物，又为我作过什么呢？每念及此，我心里总是隐隐作痛。
虽然如此，但要我主动提出与梅子分手，还是作不到。因为一是我在内心里确实爱恋着她，愿意与她结为夫妻，共度此生；二是我们已订立婚约几年，虽然没有正式订婚，但大家都已认可梅子是我的女友，如果我现在提出来与她与分手，别人会认为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自己考上了大学，就嫌弃农村的女友。为了向她们表明我的真心，我觉得有必要同她们进行一次面谈了。
1980年寒假回家之后，我就与梅子的婚事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说：“梅子这人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不但长像好，而且勤劳朴实，除了脾气大和比较贪财之外，也没有其它的缺点。是不是娶她为妻，由你自己做主，你想娶她，我们支持；你不想娶她，我们不强迫。”言下之意，父母还是比较喜欢她的。我说：“既然这样，那我想还是与她言归于好，继续保持与她的婚约关系。”之后，我们又通过媒人约请梅子及其父母到我家里作客，还非常慎重地约请了她家的一位堂亲和我一位德高望重的堂叔作陪，相互交换了意见，表示了我愿意与梅子保持恋爱关系的诚意。酒席上气份非常融洽，大家对我与梅子美好的未来表示了良好的祝愿。我心里也特别高兴，悬在心中已久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到了地面，并期盼着未来美好的家庭生活。
宴请梅子与她的父母之后，我心想，以我现在的身份，她们应该会对我好些了，一心盼望着她们主动请我到她家里去玩呢。那时，已接近年关时节，要我去她家玩的消息没听到，却听到了她的父母等着我给她们家送过年礼的风声。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觉得太不是滋味了，俗话说：“礼尚往来”她们家只知道一味地向我家索礼，可是从没给过我什么礼，与她们家里名为对亲，实则是金钱买卖，我对此非常反感。但是，仔细想一想，她们家之所这样做，最主要的愿因，还是她们对我没有诚意，也就是对我不信任，认为把钱物花在我身上，可能是白花了的。我和我家人的诚意，换来的是她们的不信任。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为此，我决心要揭穿她们的庐山真面貌。
在接近春节前两天的夜晚，我吃过晚饭之后去了梅子的家里。当时，她的父母还在灶堂边烤火，看到我去了，告诉我说，梅子已经睡了。我说有一件事想同她商量，她们说，那你就到床边去说吧。我来到她的床边，她也没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好象不太正常，这么多年以来，你们一直对我不信任：过去，我在家里务农，你们不信任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出息，之所以同我订亲，是碍于从前我们家对你们好的面子，因此，对我总是若即若离；现在，我考上了大学，有了光明前途，你们还是不信任我，认为我不是真心想跟你好。我认为，婚姻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才能长久；象你们这样对我不信任，我们就没必要继续保持下去了，与其将来闹矛盾，还不如现在好说好散。梅子说：你现在是大学生，我是个农民，你不想同我好就算了，还说那么多干什么？我说：不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就不要你了，而是你们实在不信任我，那我们继续交往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可以发誓，永远都不会说不要你这句话，但你们必须信任我。梅子说：那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再答复你。
与梅子谈话之后回到家里，我将自己的想法及与梅子谈话的情况告诉了父母，父母都同意我的看法。第二天早晨，我说要把梅子的生庚“八字”退了回去，父母说要退你自己去退吧，我们不好开这个口。我说，我自己上门去退“八字”也不好啊。这时，恰巧有个表兄在我们家里玩，他自告奋勇地说：这个差事就交给我，保证完成任务。我当时想，如果她们家真心要与我成亲，肯定不会同意我们退“八字”的，一定会找上门来同我父母论理，到时，再收回“八字”并说明我们的意见也无何不可；如果她们没有找上门来论理，就说明她们没有与我成亲的诚意，我们主动退了“八字”她们求之不得呢。如我所料，我那位表兄把“八字”退过去之后，梅子及其父母没有一个人来我们家里论理。事实说明，我对她们的心思的推测是完全准确的。
八
我将梅子的生庚“八字”退回去之后，仅相隔一天时间，就听到了她家里鞭炮响，出门一看，原来是梅子又许配了新郎，那天正式订婚呢！这真是天方夜谈，前几天还在我家里吃了酒席，我们家刚刚退了“八字”她们马上就订婚了，这说明她们是早已协商好了的，难怪对我是那样地冷谈呢。
当时，我母亲对她们的作法大为反感，认为她们既然已与别人协商好了，要与别人成亲，那还来假仁假义与我们周旋干什么呢，这不明明是在捉弄我们吗？所以，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气冲冲地跑到了梅子家论理，要她们陪偿我们家几年来所送的礼物。梅子的母亲新对了亲家，以为得了靠山，也毫不相让，与我母亲对骂起来。见此情景，我上前去劝说母亲算了，别与她们一般见识。既然她们早就不想同我成亲，而且早已与别人暗中通好了，只是我们被蒙在鼓里而已，现在人都没有了，还靠那些礼物干什么呀？在我的劝说下，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
说实在话，当时我退“八字”并不是真的不想要她，而是对她们家的那种作法太气愤不过了，想用这种方法来激将她们。我想，只要她们来我家论理，就说明她们还有与我成亲的诚意，相互交换意见之后，仍然可以言归于好的，而且我也是真心真意想与梅子成亲的。没想到，我这么一激将，她们马上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原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自作多情，她们根本没当一回事呢！当时，我心里虽然非常气愤，但既然她们早已没有了诚意，我又何必呢？想到能了却我的一份心事，也就释然了。
没想到，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梅子及其父母见我母亲到她们家去吵闹，自觉理亏，因此，主动提出了要与新结的亲家脱离关系，又要与我们重归于好。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很爱恋着梅子的，以个人感情而论，与她重归于好也是可以的。但一个事实不容我再做出这种选择，那就是梅子已经在那个新郎家里住了一个晚上，虽然不一定与那个人同过房，但在我的观念里，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退还“八字”之后只相隔一天的时间，在没有通过任何见证人的情况下，她就进了别人的家，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再就是人生的路长得很，即使与她成了亲，难免不会发生矛盾，象她这样，一有矛盾就往别人家里走，那又成何体统呢？所以，既然她已另有所爱，我也没必要再与她结亲了。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因此，我只能忍痛割爱，放弃了与梅子的亲事。并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过去送给梅子及她家里的礼物，也不要她们赔了。假如以前我没有谈对象，那些东西也没有了，现在她们既然不想退，我们又何必强求呢。常言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过去她们同意与我们家里结亲是好事；现在不想同我们结亲了，也不要为了那点东西而成仇家呀！在我的劝说下，父母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家放弃了向她们追回礼品的打算。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不再向她们追索所送礼物的时候，梅子及其父母竟然又真的把新结的亲事退了，并一再表示要继续与我结亲。面对这种情况，我一方面明确表示，与她结亲已不可能，因为我无法接受她们那种出尔反尔的作法；另一方面又劝说她们不要将婚姻当儿戏，今天想同谁好就同谁好，明天不想同谁好了，又可以同另一个人好，对于再次退婚之事，必须慎重行事。但梅子对我的话似乎没听进去，依然退了新结的亲事，并说要等我大学毕业之后同我结婚，而且还多次干扰我找对象，扬言要到学校去告我的状。
我对她们的这种作法虽然很反感，但除了向她们表明自己的态度之外，也无可奈何。由于她们自己理亏，口头上虽然说要告我，但实际上也没有行动。就这样拖了一年多之后，在我已有了明确的对象时，梅子又在我们本生产队择了一门亲事，并很快就与那人结婚，从而彻底地与我分手了。
九
梅子结婚之后，与我彻底脱离了关系，我也在半年之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是，梅子的倩影却常常会进入我的梦乡，这是我们分手之前没有过的现象。
梦中的情景，与以前的情景完全相反。以前我同梅子谈对象时，她对待我的家人好象还比较热情，但对我的态度基本上是冷若冰霜。她与我的家人在一起时，常常是谈笑风生，笑声甜美，说话声音清脆；可是与我说话时，总是冷冰冰的。而梦中的梅子，对我却非常地依恋，表情文静，雍容大方。梦中的场景，则主要是梅子要与我结婚。记得第一次梦见她的情景是：那天我回家探望父母，正在帮助父母作家务事时，梅子来到我们家里，要我到她家里去玩。当我来到梅子家里时，只见琳琅满目，摆满了嫁妆，新床、新被、新柜子、新桌椅等，一应俱全。梅子指着那些嫁妆对我说：“老五，你对这些嫁妆还满意吧？”这时，我的头脑非常清醒地对她说：“梅子，你的这些嫁妆是很不错，可惜，我没这份福气来享受，因为我已经结婚成家，不可能与现在的妻子离了婚再来与你结婚，所以，只能谢谢你的好意了。”这时，梅子也是十分的无奈，我的美梦也在这无奈之中惊了醒来。
梅子要同我结婚的梦，每隔一至二年就会做一次。梦中的情景，虽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内容大体相同，每次都是她主动要求与我结婚，并且做好了结婚的各种准备，而我总是以自己已经结婚成家为由，回绝了她的要求。梅子面对这一事实，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婚事已是不可能的了。梦中的梅子，显得非常文静而有涵养，丝毫没有了过去的那种骄气，与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人是不是有前世今生，我无法确定。但我在梦中常与梅子相见的事，使我感悟到一个道理，人世间的婚姻，确实是天意所定的缘分，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两个人，要想结成夫妻，不但要有缘，而且要有分。我同梅子虽然有缘，但没有分，我们本来是互不相识的两个人，由于她母亲的婚姻而使我们不仅相识，而且成了天天可以见面的邻居；在我们初通人事之时，又互相产生了好感和爱慕之情，并订立了婚约，论缘，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但是，我们没有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我的家庭困境，限制了我们的感情向前发展，尤其是梅子的父母，一味地以金钱作为衡量婚姻关系的标准，进一步制约了我们的感情，她们那种过分小气的作法，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从而使我们的关系一直停留不前，甚至一步步地倒退，最终导致分手。
我与梅子虽然分手了，但她却常常回到了我的梦中，这说明我对梅子的感情是真挚的，同时，我相信梅子对我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但是，由于受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们终究没能成亲。每当我梦见梅子之后，就会回想起与她那一段苦涩的初恋，我们之所以没能成亲，完全是天意：那时，如果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那样地复杂，梅子及其父母对我的态度肯定会好得多，我与她们之间不仅不会产生隔核，而且会感情一日比一日加深；如果当时我的上面不是有个哥哥正在谈恋爱，父母也不会把我的婚事放在一边，顾此失彼，从而陷入了僵局；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也没有机会奔波自己的前途，那么，虽然与梅子的关系不是很和睦，但最终还是会结为夫妻的；如果梅子的父母不是过分地小气，在我们订立婚约的几年之中，哪怕她们只是象征性地送给了我一件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我也会视若珍宝，并尽力维持好与梅子的婚姻。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如果，都是不可变更的事实，所以，我与梅子的婚姻，是局定不能成功的。
我与梅子分手已经20多年了，虽然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很少见面，因为我参加工作之后很少回老家，有时回去了，也没能与她见面。算起来，我已有十几年没见到过她了，现在，她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她也快要做奶奶了呢。不知道她是不是也会常在梦中与我相见呢？有机会，我真想去问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