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谁求不着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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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一嘴的咸鱼味，咸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她说：“你是某先生吗？”我回答：“是。”她说：“请你到北京楼饭店来，我弟弟要请你。”“请我？”我不自主地疑问道。“你是哪位？”她继续道：“你忘了，今天早晨得回你帮忙了，要不然，我们姐仨还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呢，不得急死呀。”听她这样说，我才恍然大悟。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早晨，我突发奇想去遛弯，弯没遛成，却惹来一肚子关于楹联的烦恼，刚转身回家，还没走出去三步，见从出租车上下来三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男两女，全在五十岁开外。这三人直奔酒厂的门卫室，其中一个岁数稍小的女子，敲了敲门卫室的窗户，隔着玻璃说道：“请问彭某某在吗？他是这个厂子的车间主任。”
我听得很清楚。因为她不是在简单的问，就是喊。那一口咸滋滋的带鱼味告诉我，她们是从辽东来的，远路风尘。
门人冷冷地吼道：“原来的厂子黄了，光东家都换五个了，我们现在还没生产呢，有什么车间主任？你想找的是老人儿，我们不认识！”门人说完，摆弄着手机，走出门卫室，去了酒厂的深处。三个辽东人被结结实实地亮在那里。
我本能的赶上前去，问道：“你们找谁？”年长的女人告诉我：“我们是从海城来的，找亲娘舅。”没等我再问，她已经把后续的话快要说完了。“三十五年前地震的时候我们来过舅舅家，那时舅舅在酒厂上班，当车间主任，姓彭，叫彭某某。一晃三十五年了，我们姐仨老了，也退休了，想过来走一趟，看看舅舅、舅母、姨娘和这些表弟、表妹，就来了。”
老人说得很清楚。但她哪里知道，这酒厂自从改制，由国营变成了私营，光东家已经换了四个，先是本市的几个能人合伙干，后来被一家远在京城的企业接收，再后来是本市的一家名企代管，如今又划到一某姓哥俩麾下，接手还不到两个月；别说你找原来老厂的职工，就是找两个月前的职工也是费力的事。
我问：“你舅舅多大岁数了？”岁数稍小一点的女人告诉我：“我舅舅今年85岁。”我一听很惊讶：“85？”我接着问道：“你们最后联系上的时候是那年？”她告诉我：“是十二年前，我二姨去我们家说的，还留了电话。”说着她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来，指着上边的号码跟我说：“上边这个电话是我舅舅的，下边这个电话是我二姨的。都在你们dehui街里住。”我问：“你们打了电话了吗？”她告诉我：“电话打了，都是空号。”我接过纸一看，发现这电话早已过时了，还是七位数呢。我用手机，试着在号码上前面加“8”拨了出去。一个是空号，一个有人接，但对方不是她（他）们要找的人，并且告诉不认识彭某某。
一下子僵住了。我想离开，但看到她（他）们焦急的样子没有忍心。就问：“还有别的信息吗？比如地址了，你舅舅孩子的名字了。”年龄稍小的女人告诉我：“地址倒知道一个，胜利街十三委九组，大表弟大号不知道，只知道小名叫小涛。”
听到这我有些兴奋，胜利街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估计有些老委主任能晓得一二。于是，让她们稍等，我回家取来三个通讯录，用手机一一拨了出去。十来个人，有六个接通的，都说不清楚。一下子，我也傻眼了。
后来，想到了去派出所，也想到了去公安局户籍科。但无奈是国假日，这两家的户籍警是不会上班的。如果等还得等一天。我看看时间，还不到六点。
正在焦急之中，我抬起头，一下子看到了“dehuidaqu”四个鲜红的大字。对了，怎么没想到找一找酒厂的老同志！于是，我用手机拨了原酒厂办公室主任老赵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又拨通了原酒厂厂长老曲的电话，老曲说不清楚，后来又拨了原酒厂出纳的电话，没有通。
她（他）们同来的男老先生看我这样的拨电话有些不忍，说：“你别费心了，都打了多少个电话了，我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明天到派出所去查。”其实她（他）们那里知道，派出所这三十五年间也变化很大，辖区变了，户籍警变了，甚或连档案也变了，这些变化不利于只知老人姓名，只知三十五年前的住址，要找到一个老人这事。
想了想，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好领着三位上出租车，去敲原酒厂保管员老刘的家。我知道老刘是酒厂的老人儿。
把老刘敲醒，老刘听说后，笑道：“你们找对了，老彭师傅是我们车间主任，早退休了，人好像是不在了。”老刘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打住了话茬，但我看到来人中的姐俩已经眼泪含在了眼圈里。老刘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他儿子我知道，在某某公司工作，当副总，干得不错，过去我们有联系，现在联系少了，我看看有没有他的电话。”说着老刘去书柜上找来电话薄，开始翻。
十分钟过去了，老刘没有翻到彭经理的电话号，但他没有就此罢手，开始用电话和原酒厂的老同志沟通。无奈，半天也没有结果。
这时，我忽然想起，我的老领导刘局在这家企业做顾问，于是，用手机拨了过去。刘局听我一说，马上说：“这事交给我吧，我找彭经理，让他跟你联系。”我的心终于像石头落底了。
不一会儿，彭经理的电话来了，他跟他表姐通了电话，他表姐激动得落下泪来。又一会儿，彭经理车来了，他接走了他的表姐、表哥。
我回到家，没有想这件事，只是思考着这楹联该是上联在左还是在右。
没想到，下午她（他）们竟电话来约我吃饭，我没有答应；她表弟又跟我说，我也没有答应。于我心中这算事吗？不是举手之劳，抬腿动步的活儿？还值得用顿饭来酬谢？我不自禁地回了句：“这年头谁用不着谁呀！”
前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同志，一嘴的咸鱼味，咸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她说：“你是某先生吗？”我回答：“是。”她说：“请你到北京楼饭店来，我弟弟要请你。”“请我？”我不自主地疑问道。“你是哪位？”她继续道：“你忘了，今天早晨得回你帮忙了，要不然，我们姐仨还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呢，不得急死呀。”听她这样说，我才恍然大悟。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早晨，我突发奇想去遛弯，弯没遛成，却惹来一肚子关于楹联的烦恼，刚转身回家，还没走出去三步，见从出租车上下来三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男两女，全在五十岁开外。这三人直奔酒厂的门卫室，其中一个岁数稍小的女子，敲了敲门卫室的窗户，隔着玻璃说道：“请问彭某某在吗？他是这个厂子的车间主任。”
我听得很清楚。因为她不是在简单的问，就是喊。那一口咸滋滋的带鱼味告诉我，她们是从辽东来的，远路风尘。
门人冷冷地吼道：“原来的厂子黄了，光东家都换五个了，我们现在还没生产呢，有什么车间主任？你想找的是老人儿，我们不认识！”门人说完，摆弄着手机，走出门卫室，去了酒厂的深处。三个辽东人被结结实实地亮在那里。
我本能的赶上前去，问道：“你们找谁？”年长的女人告诉我：“我们是从海城来的，找亲娘舅。”没等我再问，她已经把后续的话快要说完了。“三十五年前地震的时候我们来过舅舅家，那时舅舅在酒厂上班，当车间主任，姓彭，叫彭某某。一晃三十五年了，我们姐仨老了，也退休了，想过来走一趟，看看舅舅、舅母、姨娘和这些表弟、表妹，就来了。”
老人说得很清楚。但她哪里知道，这酒厂自从改制，由国营变成了私营，光东家已经换了四个，先是本市的几个能人合伙干，后来被一家远在京城的企业接收，再后来是本市的一家名企代管，如今又划到一某姓哥俩麾下，接手还不到两个月；别说你找原来老厂的职工，就是找两个月前的职工也是费力的事。
我问：“你舅舅多大岁数了？”岁数稍小一点的女人告诉我：“我舅舅今年85岁。”我一听很惊讶：“85？”我接着问道：“你们最后联系上的时候是那年？”她告诉我：“是十二年前，我二姨去我们家说的，还留了电话。”说着她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来，指着上边的号码跟我说：“上边这个电话是我舅舅的，下边这个电话是我二姨的。都在你们dehui街里住。”我问：“你们打了电话了吗？”她告诉我：“电话打了，都是空号。”我接过纸一看，发现这电话早已过时了，还是七位数呢。我用手机，试着在号码上前面加“8”拨了出去。一个是空号，一个有人接，但对方不是她（他）们要找的人，并且告诉不认识彭某某。
一下子僵住了。我想离开，但看到她（他）们焦急的样子没有忍心。就问：“还有别的信息吗？比如地址了，你舅舅孩子的名字了。”年龄稍小的女人告诉我：“地址倒知道一个，胜利街十三委九组，大表弟大号不知道，只知道小名叫小涛。”
听到这我有些兴奋，胜利街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估计有些老委主任能晓得一二。于是，让她们稍等，我回家取来三个通讯录，用手机一一拨了出去。十来个人，有六个接通的，都说不清楚。一下子，我也傻眼了。
后来，想到了去派出所，也想到了去公安局户籍科。但无奈是国假日，这两家的户籍警是不会上班的。如果等还得等一天。我看看时间，还不到六点。
正在焦急之中，我抬起头，一下子看到了“dehuidaqu”四个鲜红的大字。对了，怎么没想到找一找酒厂的老同志！于是，我用手机拨了原酒厂办公室主任老赵的电话，电话没人接，又拨通了原酒厂厂长老曲的电话，老曲说不清楚，后来又拨了原酒厂出纳的电话，没有通。
她（他）们同来的男老先生看我这样的拨电话有些不忍，说：“你别费心了，都打了多少个电话了，我们找个地方先住下，明天到派出所去查。”其实她（他）们那里知道，派出所这三十五年间也变化很大，辖区变了，户籍警变了，甚或连档案也变了，这些变化不利于只知老人姓名，只知三十五年前的住址，要找到一个老人这事。
想了想，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好领着三位上出租车，去敲原酒厂保管员老刘的家。我知道老刘是酒厂的老人儿。
把老刘敲醒，老刘听说后，笑道：“你们找对了，老彭师傅是我们车间主任，早退休了，人好像是不在了。”老刘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打住了话茬，但我看到来人中的姐俩已经眼泪含在了眼圈里。老刘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他儿子我知道，在某某公司工作，当副总，干得不错，过去我们有联系，现在联系少了，我看看有没有他的电话。”说着老刘去书柜上找来电话薄，开始翻。
十分钟过去了，老刘没有翻到彭经理的电话号，但他没有就此罢手，开始用电话和原酒厂的老同志沟通。无奈，半天也没有结果。
这时，我忽然想起，我的老领导刘局在这家企业做顾问，于是，用手机拨了过去。刘局听我一说，马上说：“这事交给我吧，我找彭经理，让他跟你联系。”我的心终于像石头落底了。
不一会儿，彭经理的电话来了，他跟他表姐通了电话，他表姐激动得落下泪来。又一会儿，彭经理车来了，他接走了他的表姐、表哥。
我回到家，没有想这件事，只是思考着这楹联该是上联在左还是在右。
没想到，下午她（他）们竟电话来约我吃饭，我没有答应；她表弟又跟我说，我也没有答应。于我心中这算事吗？不是举手之劳，抬腿动步的活儿？还值得用顿饭来酬谢？我不自禁地回了句：“这年头谁用不着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