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中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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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师岗位上下来后，二哥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二哥已经在教师的岗位上干了十多年，证书得了一大堆，马上就有可能进高级，转为公办，端上所谓的铁饭碗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可不想因为生了二胎，被开除了。大家怎么也不明白，像二哥这样看重自己职业的人怎么会因为超生问题而被下岗，这说来真有点话长。
二哥是1986年当上民办教师的，那时工资很低，可据说民办教师干好了，干久了就可以转公办，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二哥兢兢业业地在三尺讲坛耕耘，把自己十多年的青春无悔地挤兑成半生清贫，喜滋滋地做着转为公办教师的梦。好在妻子也是民办教师，两个的薪水加起来就和一个正式工差不多了，日子在紧巴巴中似乎过得还有滋有味。
可是，二哥头胎生了个女孩，在这重男轻女思想还很根深蒂固的乡下，二哥在别人眼中总显得不完美，特别是年迈的老父亲总是唠叨着家中的香火不旺盛，令二哥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二哥遇上贵人了。二哥一位朋友在乡里当上了计育办主任，听说了二哥的苦衷之后，主动找到二哥，愿意帮忙给搞到一张二胎准生证。这岂止是天上掉馅饼？简直是祖宗几代修来的阴德吗！可按照二哥的情况，办二胎准生证，是不合当时的政策的。怎么办呢？还是当主任的朋友灵通，知道钻政策的空子。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人们的眼里不就是一个概念吗？于是他就移花接木地把二哥的身份在申报材料里改成了代课教师，然后很顺利地帮二哥搞到了那张二胎准生证。很快，儿子就出生了。终于，二哥能在左邻右舍面前抬起头来了，日子过得比以前滋润了很多。
然而，两年后，新任县领导上任，开始大规模地清退民办教师，就是这场风把二哥给刮下来了，开除的理由是二哥的准生证是骗取的。和二哥一起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有六百多人，他们大部分是由于超生问题。所幸嫂早已经转为公办，不是这次清理对象。得到二哥被开除的消息之后，家中像遭了难一样。那些衣食无忧的人当然不知道一份职业对于二哥的一家有多么重要。没有了它，二哥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又要怎么开始。此后，二哥和许多的民办教师一起开始了漫漫的上访路。一次，二哥上访途中经过我读大学所在的城市，晚上宿在我的宿舍里，我们聊到深夜。我冒昧地问了一句：“哥，你不教书难道就不行吗？”哥无赖地摊开双手说：“我教了十多年的书，除了教书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再说对教书这份职业，我已经习惯了，一旦要我另谋职业，我怎么放得下？”
夜很深了，我还是难以成眠，从宿舍出来，站在学生寝室楼的走廊上，望着都市高楼上闪烁的霓虹灯，我思绪万千，两行泪水悄然滑落眼角，不为哥流的，为普天之下弱势群体流的。不知道是怎样送走哥的，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心很冷，为这冷酷的人世透心凉。
上访的路很漫长，但二哥终于没能坚持走完上访这条路，放弃了。接下来的两年，二哥在一所民办学校担任校长，继续着他的教书生活。可二哥的情绪很低落，毕竟民办小学是办一天算一天的，哥无法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人生追求。无聊的时候，二哥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牌桌上，在一局一局的牌场里消磨自己的理智。慢慢的，二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越来越大，生活习惯越来越差。
假期中，回家见到二哥，我突然觉得二哥多么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为了生活能过得好一点，风里雨里咬牙，茶里饭里自苦，可是幸福就是离他越来越遥远。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好男人，就这样变得无聊透顶、无所事事。
悄悄的，一种家庭危机向二哥袭来，嫂嫂开始对二哥不满起来，家庭小冲突时常发生。嫂嫂不能容忍哥经常打牌，有时深夜不归。
战争终于升级了，在一次大哥打牌一夜未归之后，嫂嫂终于大爆发，两口子大吵了一顿。嫂嫂歇斯底里地指着哥的鼻子骂道：“你看你现在还像个人吗？死无志气，当时瞎了眼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二哥也失控了：“他娘的，你现在看我没了工作，配你不上你了，你滚给老子滚得远远的。”“呜这日子我不过了，我们离婚”“离就离，别以为老子不敢。”就这样，小两口一直闹到民政办，好在二哥的大舅子在镇政府上班，民政办的工作人员及时请来他们的大舅子，好说歹说，婚总算没离成。
日子虽然又趋于平静，但二哥的日子这样过下去真的不行，他得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才行。二哥终于斩钉截铁地辞掉那份工作，准备白手起家，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选择怎样的行业呢？当时，老三在哈尔滨做箱包生意，于是大家都劝二哥去哈尔滨搞箱包批发，但搞箱包批发需要一大笔钱，哥一个教书匠，能有多少积蓄，况且，为了民转公，哥嫂为捞文凭，买城镇户口，已经差不多花去了他们几乎全部的薪水。为此，二哥几乎利用上了家中所有的亲情关系，好不容易凑足了十几万元。就这样，二哥开始了他的闯关东之路。其时已经到了2002年，老三好不容易给二哥在箱包批发城盘下一个门面，转让费给了对方五万多，交了一年的租金，一起就花去了十多万，二哥进货的钱都不多了，还好店勉强开业了。二哥做的是女包，女包的生意其实很难做好，二哥在这一行里刚涉足，不知道其中的许多奥秘，于是生意一直没有起色。
转眼到了2003年，那一场令中国人刻骨铭深的非典几乎让二哥彻底破产。非典发生后，各大中城市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大街上少有人走路。二哥的店每天都在亏损，一个月要亏损好几千。手头已经没有多少流动资金，店中的货一点都卖不掉，每天盯着他们，就像盯着一堆垃圾。“怎么办呢？怎么办”非典过后，在单位我接到二哥的电话，二哥的声音显得很苍老，几句寒暄之后，二哥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向我提出借钱的事：“老五，能不能给想点办法，给我借一万元钱过来”我知道二哥开这句口已经很不容易，我当然不能拒绝。可是，当时我因为刚添了小孩，手头并不宽裕，好不容易才给二哥凑了六千元。打钱过去时，我对二哥说：“余下的再想办法”但二哥连忙拒绝了，说已经够了。后来，我就很少跟二哥联系，但听说他的生意有了起色。
两年后的春节，二哥回老家过年。听母亲说，二哥这两年的生意做顺了。我们一家人团聚，热闹地围着一团火，二哥显得满面春风，俨然一个大老板的样子。闲聊中，二哥讲起了他几年来辛酸的创业史。
我问二哥：“非典过后，你的生意是怎么有起色的？”
“那段日子，真的令人不堪回首”一提起这样的话题，二哥似乎陷入了痛苦之中。沉默了好一会，他深深叹了口气：“哎”于是他开始给我们讲述了他那段痛苦的创业经历。
“那段日子，当生意无法继续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什么想法都有，甚至连跳楼都想过，但一想到自己的两未长大的孩子，想到自己借了这么多亲人的钱，我在良心上觉得这样做不行。所以，我得感谢这么多亲人的关怀。我特别要感谢的是老三，是他借了十几万给我周转，并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安慰我说：‘老二，你只管大胆去做，不要想得太多了，如果真的你亏得血本无归，就当我亏了一样，你借的钱我就不要你还了。’是他这样鼓励我使我度过了难关，不然我哪有今天啊！”看着老二那张曾经沧桑如今重现春天的脸，我由衷地高兴。
坐在一边的老三接过话说：“哪里哪里，我们是亲兄弟，我不帮你谁帮你，帮你跟帮我自己一样吗！我宁可自己饿着，也要自己的弟兄有饭吃。”老三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大家都动了情。
老二停了停说：“当然，我的暂时小有成就还要归功于自己的执著和机遇。在生意最难维持的时候，我在河北批发市场的街头徘徊，有幸结识了一位刚开箱包厂的李老板，并成了知心朋友，这成了我生意的转折。李老板曾是大厂子里的技术工，手艺很了得，现在自己干了。我们彼此相约：两人共同起步，一个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一个提供最优质的商品。就这样，在哈尔滨的批发市场中，我的男包销路越来越好，而且此时也不愁资金周转问题了，有时都是一个电话过去，货就发过来了，走完货再给人家打钱过去。慢慢地从那时起我的生意才有了起色。”
隔年，从哈尔滨回来的老乡告诉我说老二现在是哈市颇有名气的批发商了，我打心底里替他高兴。电话中我问老二：“你还想教书吗？”
老二在电话那头笑了：“呵呵如果我还能，我当然想成为一名教师，但在现在这个社会，我好象只能成为一个商人。”
电话这头，我沉默了好久，我在想什么呢？也许，这就是我们这带人的生活，很残酷！但我又想，夹逢中，只要心存希望，不准那一天也能咸鱼翻身。
民办教师岗位上下来后，二哥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二哥已经在教师的岗位上干了十多年，证书得了一大堆，马上就有可能进高级，转为公办，端上所谓的铁饭碗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可不想因为生了二胎，被开除了。大家怎么也不明白，像二哥这样看重自己职业的人怎么会因为超生问题而被下岗，这说来真有点话长。
二哥是1986年当上民办教师的，那时工资很低，可据说民办教师干好了，干久了就可以转公办，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二哥兢兢业业地在三尺讲坛耕耘，把自己十多年的青春无悔地挤兑成半生清贫，喜滋滋地做着转为公办教师的梦。好在妻子也是民办教师，两个的薪水加起来就和一个正式工差不多了，日子在紧巴巴中似乎过得还有滋有味。
可是，二哥头胎生了个女孩，在这重男轻女思想还很根深蒂固的乡下，二哥在别人眼中总显得不完美，特别是年迈的老父亲总是唠叨着家中的香火不旺盛，令二哥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二哥遇上贵人了。二哥一位朋友在乡里当上了计育办主任，听说了二哥的苦衷之后，主动找到二哥，愿意帮忙给搞到一张二胎准生证。这岂止是天上掉馅饼？简直是祖宗几代修来的阴德吗！可按照二哥的情况，办二胎准生证，是不合当时的政策的。怎么办呢？还是当主任的朋友灵通，知道钻政策的空子。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人们的眼里不就是一个概念吗？于是他就移花接木地把二哥的身份在申报材料里改成了代课教师，然后很顺利地帮二哥搞到了那张二胎准生证。很快，儿子就出生了。终于，二哥能在左邻右舍面前抬起头来了，日子过得比以前滋润了很多。
然而，两年后，新任县领导上任，开始大规模地清退民办教师，就是这场风把二哥给刮下来了，开除的理由是二哥的准生证是骗取的。和二哥一起被清退的民办教师有六百多人，他们大部分是由于超生问题。所幸嫂早已经转为公办，不是这次清理对象。得到二哥被开除的消息之后，家中像遭了难一样。那些衣食无忧的人当然不知道一份职业对于二哥的一家有多么重要。没有了它，二哥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又要怎么开始。此后，二哥和许多的民办教师一起开始了漫漫的上访路。一次，二哥上访途中经过我读大学所在的城市，晚上宿在我的宿舍里，我们聊到深夜。我冒昧地问了一句：“哥，你不教书难道就不行吗？”哥无赖地摊开双手说：“我教了十多年的书，除了教书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再说对教书这份职业，我已经习惯了，一旦要我另谋职业，我怎么放得下？”
夜很深了，我还是难以成眠，从宿舍出来，站在学生寝室楼的走廊上，望着都市高楼上闪烁的霓虹灯，我思绪万千，两行泪水悄然滑落眼角，不为哥流的，为普天之下弱势群体流的。不知道是怎样送走哥的，但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心很冷，为这冷酷的人世透心凉。
上访的路很漫长，但二哥终于没能坚持走完上访这条路，放弃了。接下来的两年，二哥在一所民办学校担任校长，继续着他的教书生活。可二哥的情绪很低落，毕竟民办小学是办一天算一天的，哥无法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人生追求。无聊的时候，二哥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牌桌上，在一局一局的牌场里消磨自己的理智。慢慢的，二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越来越大，生活习惯越来越差。
假期中，回家见到二哥，我突然觉得二哥多么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为了生活能过得好一点，风里雨里咬牙，茶里饭里自苦，可是幸福就是离他越来越遥远。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好男人，就这样变得无聊透顶、无所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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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终于升级了，在一次大哥打牌一夜未归之后，嫂嫂终于大爆发，两口子大吵了一顿。嫂嫂歇斯底里地指着哥的鼻子骂道：“你看你现在还像个人吗？死无志气，当时瞎了眼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二哥也失控了：“他娘的，你现在看我没了工作，配你不上你了，你滚给老子滚得远远的。”“呜这日子我不过了，我们离婚”“离就离，别以为老子不敢。”就这样，小两口一直闹到民政办，好在二哥的大舅子在镇政府上班，民政办的工作人员及时请来他们的大舅子，好说歹说，婚总算没离成。
日子虽然又趋于平静，但二哥的日子这样过下去真的不行，他得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才行。二哥终于斩钉截铁地辞掉那份工作，准备白手起家，开创自己的事业。可是，选择怎样的行业呢？当时，老三在哈尔滨做箱包生意，于是大家都劝二哥去哈尔滨搞箱包批发，但搞箱包批发需要一大笔钱，哥一个教书匠，能有多少积蓄，况且，为了民转公，哥嫂为捞文凭，买城镇户口，已经差不多花去了他们几乎全部的薪水。为此，二哥几乎利用上了家中所有的亲情关系，好不容易凑足了十几万元。就这样，二哥开始了他的闯关东之路。其时已经到了2002年，老三好不容易给二哥在箱包批发城盘下一个门面，转让费给了对方五万多，交了一年的租金，一起就花去了十多万，二哥进货的钱都不多了，还好店勉强开业了。二哥做的是女包，女包的生意其实很难做好，二哥在这一行里刚涉足，不知道其中的许多奥秘，于是生意一直没有起色。
转眼到了2003年，那一场令中国人刻骨铭深的非典几乎让二哥彻底破产。非典发生后，各大中城市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大街上少有人走路。二哥的店每天都在亏损，一个月要亏损好几千。手头已经没有多少流动资金，店中的货一点都卖不掉，每天盯着他们，就像盯着一堆垃圾。“怎么办呢？怎么办”非典过后，在单位我接到二哥的电话，二哥的声音显得很苍老，几句寒暄之后，二哥犹豫了好一阵子才向我提出借钱的事：“老五，能不能给想点办法，给我借一万元钱过来”我知道二哥开这句口已经很不容易，我当然不能拒绝。可是，当时我因为刚添了小孩，手头并不宽裕，好不容易才给二哥凑了六千元。打钱过去时，我对二哥说：“余下的再想办法”但二哥连忙拒绝了，说已经够了。后来，我就很少跟二哥联系，但听说他的生意有了起色。
两年后的春节，二哥回老家过年。听母亲说，二哥这两年的生意做顺了。我们一家人团聚，热闹地围着一团火，二哥显得满面春风，俨然一个大老板的样子。闲聊中，二哥讲起了他几年来辛酸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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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真的令人不堪回首”一提起这样的话题，二哥似乎陷入了痛苦之中。沉默了好一会，他深深叹了口气：“哎”于是他开始给我们讲述了他那段痛苦的创业经历。
“那段日子，当生意无法继续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什么想法都有，甚至连跳楼都想过，但一想到自己的两未长大的孩子，想到自己借了这么多亲人的钱，我在良心上觉得这样做不行。所以，我得感谢这么多亲人的关怀。我特别要感谢的是老三，是他借了十几万给我周转，并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安慰我说：‘老二，你只管大胆去做，不要想得太多了，如果真的你亏得血本无归，就当我亏了一样，你借的钱我就不要你还了。’是他这样鼓励我使我度过了难关，不然我哪有今天啊！”看着老二那张曾经沧桑如今重现春天的脸，我由衷地高兴。
坐在一边的老三接过话说：“哪里哪里，我们是亲兄弟，我不帮你谁帮你，帮你跟帮我自己一样吗！我宁可自己饿着，也要自己的弟兄有饭吃。”老三的一番话，说得我们大家都动了情。
老二停了停说：“当然，我的暂时小有成就还要归功于自己的执著和机遇。在生意最难维持的时候，我在河北批发市场的街头徘徊，有幸结识了一位刚开箱包厂的李老板，并成了知心朋友，这成了我生意的转折。李老板曾是大厂子里的技术工，手艺很了得，现在自己干了。我们彼此相约：两人共同起步，一个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一个提供最优质的商品。就这样，在哈尔滨的批发市场中，我的男包销路越来越好，而且此时也不愁资金周转问题了，有时都是一个电话过去，货就发过来了，走完货再给人家打钱过去。慢慢地从那时起我的生意才有了起色。”
隔年，从哈尔滨回来的老乡告诉我说老二现在是哈市颇有名气的批发商了，我打心底里替他高兴。电话中我问老二：“你还想教书吗？”
老二在电话那头笑了：“呵呵如果我还能，我当然想成为一名教师，但在现在这个社会，我好象只能成为一个商人。”
电话这头，我沉默了好久，我在想什么呢？也许，这就是我们这带人的生活，很残酷！但我又想，夹逢中，只要心存希望，不准那一天也能咸鱼翻身。